张雪松：净慧法师与《法音》杂志早期的编辑发行

编者按：为纪念为我国佛教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生活禅”倡导人净慧长老，2013年9月12日，北京大学宗教学系、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净慧长老与生活禅”学术研讨会，海内外四十余位佛教学者齐聚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会议厅，研讨净慧长老的佛学思想以及当代佛教的新面貌。研讨会期间，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张雪松副教授发表了题为《净慧法师的办刊思想探析》的文章，通过净慧法师主编《法音》杂志和创办《禅》杂志的经历，对净慧法师的办刊思想进行初步的总结。论文节选如下：

净慧法师1933年出生于湖北省新洲，一岁半时即被父母送到尼庵由海善、仁德二位尼师抚养，14岁在武汉三佛寺依止大鑫和尚出家，18岁在广东云门寺虚云老和尚座下受戒，1956年到中国佛学院深造。1962年被错划“右派分子”，次年离开佛学院，先后下放北京、广东、湖北等地农村参加劳动，1978年摘帽改正，次年回到中国佛教协会工作。

1980年是“文革”后中国佛教事业得到恢复和发展的关键一年。1980年12月16日至23日，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胜利召开，次年1月《法音》创刊。据时任中国佛教协会研究部主任的魏承彦先生回忆，“记得1980年9月上旬的一天，赵朴老在他的住所交给我一份有关部门的文件，对我说：‘《现代佛学》已停办16年，看来现在可以着手办一个佛教刊物了。你先看看这个文件，同研究部同事讨论一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办佛教刊物？’我见此文件上写明：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逐步落实和对外文化交流的日益发展，各宗教团体可考虑恢复‘文革’前出版的宗教刊物，暂定为季刊。我将文件精神和朴老指示向研究部同仁作了传达。大家都很兴奋，纷纷发表意见。有的主张恢复《现代佛学》，有的建议另起炉灶，还有的提出刊物可命名为《中国佛教》或《中国佛教通讯》等等。我将大家的意见向朴老作了汇报。他老人家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创办一个综合性的佛教刊物，命名为《法音》，希望它起到‘法音宣流，普摄群机’的作用。他还提出了《法音》编辑委员会的初步名单，经征求意见后确定：编委以朴老为首，包括巨赞、法尊、明真、正果、观空、隆莲等老法师和虞愚、李荣熙、张克强、周绍良、林子青、郭元兴、叶均、苏晋仁、王尧等学者，共26人。10月中旬，在京部分编委汇集佛协客厅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法音》的宗旨、内容并确定编辑人员……在讨论中，巨赞法师建议请净慧法师负责编辑工作。朴老提出佛学论文在刊登前请巨赞法师阅核，其它文稿和新闻报道则由我过目。于是，以净慧法师为主，开始筹备《法音》创刊号。”

赵朴初会长是《法音》的创始人，巨赞法师是主编，但当时《法音》主编和编辑都不在《法音》杂志上具名，编辑人员发表文章一般也都用笔名，据净慧法师回忆：“巨法师从办《现代佛学》到办《法音》，他老人家都参与主持其事，他不但有深厚广博的学问，也有丰富的办刊经验，可算是建国后办佛教刊物的鼻祖。《法音》创办之初，是他点名要我参与编辑工作。在对外介绍时他总说我是主编，实际他老人家才是主编，直到巨法师圆寂之后，我才勉强担任一个不称职的主编。”这一方面说明巨赞法师虚怀若谷，另一方面也说明净慧法师在《法音》创刊时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决定创办《法音》杂志后，《法音》编委会向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写了申请出版《法音》的报告，经核准后，向新闻出版局领取期刊登记证。《法音》创刊号在北京市宣武区广内印刷厂印刷了2000份，不久销售一空，当年7月又加印2000份。

《法音》于1982年改为双月刊，每逢单月月底出版，不久订户即激增至上万户，加之为了节省邮费，编辑部自己搞发行，将一本本刊物装袋封好，写上地址姓名，推着平板车送到西四邮局邮寄。“由于工作量大为增加，当时《法音》仅有一个编辑和一个发行人员，根本忙不过来，决定聘请宽忍法师参加编辑工作，肖兴林居士负责发行组。之后，陆续参加《法音》编辑部工作的还有常正、卢浔、演峰、圆修、德宗、纯一、德明等。这中间因种种原因有人调动了工作，常任编辑不过三四人而已。”

据1982来到《法音》任编辑的宽忍法师回忆，“当时分管研究部工作的巨赞法师负责审稿，但具体编辑工作全由净慧法师担任，其辛苦与忙碌情形亦可想见。我以前没有搞过编辑工作，幸好魏承彦先生（当时任中国佛教协会研究部副主任）曾任《长江日报》编辑，对编辑工作经常作些指导。当时的版面设计都用手工计算，不像现在用电脑编排。每篇文章由净慧法师修改、加工后，由我重新誊清。大量的抄写工作，只有在晚上加班才能完成，差不多每天都要加班。要是工作时间超过晚上11点，经魏承彦先生审批，可到财务室领取三毛钱的夜餐补助，后来增加到五毛。”

净慧法师在1992年底《法音》100期时曾经赋诗四首书写《法音》百期写怀，前两首写道：“十二年前忆创刊，法轮初转事千端。凭将双爱心一片，几度重跨百尺竿。”“百期文稿案头陈，寒暑推移寄此身。一字未安终日苦，敢将劳瘁报同伦。”可见《法音》创刊之艰辛，办刊事务千头万绪。

（1）资金筹措。

《法音》创办初期是长期亏损的，“在资金方面，《法音》从创刊至今一直都是自筹，从未向上级单位伸手要拨款。当然，《法音》并非营利机构，《法音》订购款远远不敷印刷费、纸张费、发行邮费等的支出（近几年还要支付聘用人员的工资福利等费用），每年都要亏损十余万元。”《法音》创办初期，编辑部工作人员的待遇也是比较低的，“《法音》初创时期工作和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编辑部仅有一间房、几张桌椅，一部电话还与研究部合用，发行组连固定的发行地点都没有。编辑发行人员住房挤、工资低、无职务职称”， “每月劳务费一视同仁，从主编到发行人员都发10元补助。”

为了扭转资金困窘的局面，《法音》编辑部也尝试了许多解决办法，从1983年起，净慧法师和宽忍法师将《法音》刊登的文章汇编成册，先后出版了十余种《法音文库》，《法音文库》盈余经费用来补助《法音》办刊；此外，读者捐款也是《法音》杂志筹措资金的重要来源，净慧法师还在刊物上专辟“助刊鸣谢”一栏，公布功德芳名，“助刊鸣谢”栏目一度还占据了《法音》杂志不少版面，因此有人提议“应注意节省版面。‘助刊鸣谢’作为对施主的一种表彰和交待，有它的必要性，但占版面太多，则会引起读者的反感。建议改用小五号或六号字定期汇总刊出。”

除了广大读者、佛教信众对《法音》的零星捐款，《法音》编辑部还将捐款助刊形成制度，“1989年11月27日，也就是法音创刊十周年的前夕，我们拟定了《征求荣誉订户及赞助单位试行办法》，经赵朴初会长批准后，得到广大四众善信的积极响应，并陆续得到海内外教界同仁的大力支持！”由于各地佛教协会、名山大寺、大德长老、护法居士不断慷慨解囊，特别是大功德主的定期大额捐款，基本上解决了《法音》杂志早期办刊的困难。

（2）编辑流程。

《法音》杂志的编辑工作实行民主管理，“重要编辑计划、编务变更由集体讨论，对不同意见或疑难问题采取商量的态度。主编净慧法师以身作则，不但工作做得最多最好，连扫地打水也带头力行。”并实行严格的审稿校对制度。“众多来信来稿有专人登记和处理，做到件件有着落；凡作者来稿，及时寄回收文回执，以免作者惦念，并按文章内容登记，分栏存档；每篇文章都有‘稿签’，初审后文章大意在发稿单上综述，经过主编修改，分别呈送专人审阅、批复，才算定稿；许多稿件需要誊正，然后送到印刷厂排版，小样印出后要经过三次校对，净慧法师最后还要认真通看一遍，才予付印。这些措施保证《法音》极少出错。”

在具体的审稿分工方面，“关于佛学内容的文章，由巨赞法师审阅。1984年巨赞法师圆寂后，先后由正果法师、明真法师、郭元兴先生审阅；一般的消息报道，由魏承彦先生或游骧先生审阅；重要的外事报道稿和较敏感的文章，送呈赵朴老亲自审阅批复。”

（3）期刊发行。

《法音》杂志1981年第1期，算上加印，共出版4000份，此后发行量不断增大，至90年代初已达2万份。“发行工作从创刊直至1991年第11期都是自办，也就是说，每一个订户的地址刻写、贴标签、装口袋以及装车、用三轮车运往邮局、加盖邮戳等项工作都是编辑组同人自己干。记得当年每期《法音》一出版，我们就在净慧法师的率领下，全部集中到发行组的小院子里，贴标签、装口袋，常常还请来广济寺的法师帮忙。从1991年第12期起交由邮局发行后，才减轻了工作负担。肖兴林居士负责的发行组当年仅有二人，每年要面对一万五千多订户和不少赞助款项，但能做到有条不紊、笔笔清楚。如果编辑部同仁没有信仰的支撑和和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这是很难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