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齐：法显求法 保持了佛门的根本属性

2012年09月10日 16:06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作者：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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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公元399年，一位花甲老者，从西安出发，穿越渤海，一路西行，去寻求佛陀正法。公元412年，这位耄耋老者，渡海归来。一个伟大的文化交流从此拉开序幕，两种文化在此交融。2012年9月8日，纪念法显西行取经海归16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青岛隆重开幕，海内外300名高僧大德学者专家，齐聚法显大师登陆地青岛，共同探讨法显精神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与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高级研修中心副主任周齐教授发表了题为《法显求法壮举的意义与启示》的论文，论文立足法显大师一生经历，详细阐述了法显大师西行求法壮举的伟大意义及给后世带来的启示作用。摘要如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高级研修中心副主任周齐教授（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摄影：印媛）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这是鲁迅先生的名篇。其中有一段深刻而振奋人心的话：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文中所谓“舍身求法的人”，就是指中国佛教史上那些不惜身命到佛教发源地去求法的人。那些舍身取义的求法人，与那些为民请命、拼命硬干、埋头苦干的人一样，被誉为“中国的脊梁”。毫无疑问，法显，就是这样一位可以称之为“中国的脊梁”的人。

今天，中华文化正处在继续振兴的非同寻常的历史进程之中，纪念法显这位历史上的“中国的脊梁”式的人物，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法显求法的伟大壮举

佛教虽然是个外来宗教，但佛教则在中国得到了极大地发展。中国佛教在整个佛教发展史上已经是内容特别丰富、流传历史及范围特别绵长和广大的极其重要的部分；尤其，中国佛教其自身也早已成为佛教世界性发展传播的又一个资源凝聚地、又一层阶梯和有力的推动者，成为推动佛教向更高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中国佛教这样的成长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东来传法、西去求法的佛教人物，做出了无可替代的极其重要的贡献。其中，法显，就是西去求法的一位伟大的先行者。

1、自幼出家、志在弘律、西去求法

法显（？－大约422），东晋僧人，三岁即被送入寺院为沙弥，因其三位兄长皆“龆龀而亡”，即在换牙年龄早夭，父母遂送其入寺以求保命。年及二十岁，得受大戒。作传者评价法显是“志行明洁，仪轨整肃。”于律学尤为用心，“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并将志愿切实落实于行动，于“晋隆安三年，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发自长安，”开始了西去求法的征程。其一行数人，西度沙河，翻越葱岭，路途中，“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之，唯视日以准东西，人骨以标行路耳。屡有热风恶鬼，遇之必死。”尽管征途无比艰险，法显“任缘委命，直过险难，”以非凡的信念与毅力经住了难以想象的困苦及死亡的考验，抵达天竺。即于天竺各地遍礼佛迹，参访高德，收集经典，历经十五年，回归中土，完成了西去求法的伟大壮举。

法显于隆安三年（399）由长安出发，历时三年到北印度，此后近十年，于印度各地游学，又经斯里兰卡三年。一同西行求法者先后十人，或半途废，或死，或留，惟法显一人，坚韧不拔，求得经律，终满夙愿。十五年里，游历几三十国，实是前无古人的求法经历。

2、十五载归国、译经传法、记录历史

义熙八年（412），法显踏上归途，历经海路的千难万险，回到青州。青州太守迎法显于郡城度冬夏。义熙九年（413）秋，法显南下建康（今南京），在道场寺，与佛驮跋陀罗等共同翻译了带回来的经典：《摩诃僧祇律》四十卷、《大般涅槃经》六卷、《僧祇比丘戒本》一卷、《僧祇尼戒本》一卷、《杂藏经》一卷。法显还著作了《历游天竺记》一卷，即《佛国记》，或称《高僧法显传》，记录了求法的经历和沿途所见。

法显带回和翻译的这些律藏和《涅槃经》，以及《佛国记》，对后来的中国佛教发展都可谓是影响至大。《摩诃僧祇律》等律藏，让后世佛教的发展有了可具体遵循的规范，同时也可以让世人了解佛陀创教的一些具体历史足迹，而更深刻地理解佛法。而《佛国记》，传播和影响面更广。它主要记述了法显与慧景等于隆安三年自长安出发，所历经的艰辛，在天竺等几十国游学，及义熙八年由海路归国的见闻。不仅如此，其书还对所游历各国的政治、经济、地理、人情、语言及宗教，尤其佛教胜迹等，也有详细生动的描述，乃至成为后来西行求法者的引导。如义净即谓：“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徇法之宾，显法师则创辟荒途。”同时，该书也成为记录古印度、斯里兰卡及于阗、龟兹等西域地方的相关史料的难得的丰富的实录性史书。而且还是此类游记的最古存本，成为世界性文献，有多种文字译本。

3、甲子年纪出行，耄耋之岁方归。壮志不移、舍生取义之榜样

虽然一些书籍注明法显卒于422年。但，法显的生卒年，实际上皆不很确切。传记有说其春秋八十六岁，有说八十二岁。法显于建康从事翻译大约四、五年，若参照梁朝僧祐《出三藏记集》的“法显法师传”所述，翻译事毕，“后到荆州，卒于新寺。春秋八十有二。”以此推算，法显大致生于东晋咸康年间（335－342），卒于东晋末年义熙到南朝刘宋的景平时期（418－424）。

但是，如此一来，一个令人惊叹的事实显露出来：于隆安三年出发西去求法时，法显已经是接近或超过六十岁的人了！如此甲子年纪方才出行，直至耄耋之年才得回归，其间难以想象的艰难征途，最后不可思议的圆满成就……法显的事迹，不仅昭示了一位壮志忘我的非凡行者，也成就了中国佛教史上的神奇篇章。

这更是令人不由得感叹：这是怎样的信念与毅力支撑的非凡之人啊！这是怎样的舍身取义的崇高精神啊！

二、法显求法壮举的意义与启示

毋庸置疑，法显是一位具有非凡精神力量的伟大行者。其求法的伟大壮举，虽然发生在一千五百多年前的东晋时期，但是其蕴涵的启示性意义却是超时空恒久性的。

1、法显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求法精神激励着后来者，体现着“历史的脊梁”的价值和意义。

在法显之前，有曹魏时期的朱士行往西域诸地参学佛法并搜求经典，但未能前往天竺。其后，唐代即有玄奘、义净成功完成西去求法的事业。玄奘于贞观三年至十九年，于印度诸大寺及佛学中心修学，并且最终成为公认的佛学大家；归国后得到唐太宗的推崇，造就了名垂青史的伟大功业。义净“仰法显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风，”追随前辈足迹，也成为西去求法者。其在武则天当国时归国，也受到极大欢迎，参与译经，也成就了巨大功业。盛唐的国力及帝王的鼎立支持，不仅成就了唐僧们的功业，也使得他们声名远扬。

事实上，在中国佛教史上，西去求法者远不止这几位知名者。仅义净所著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里就记录的几十位有名有出处的求法者。人类从来都不乏信念坚定地追求真理的人，这也是人类社会之真善美永恒性的基本动力和支撑。历史上那些知名的追求真理的人、不懈的求法者，实际上也是无数无名的追求真理者的代表，代表着无数没有留下姓名或者逐渐被淹没于历史长河中的“历史的脊梁”。盛名的唐玄奘是幸运的，而不大为一般人所熟知的，甚至更不为今天的人们所知道的先行者法显，其西去求法伟大壮举的光耀，终究也是掩不住的。

所以，即便时隔千数百年的今天，我们仍然会纪念这位伟大的先行者，并高声呼唤人们，应更多地关注这样的古圣先贤传达与后人的坚定的信念和深沉的追求真理的精神，摒弃虚浮的追求，真正地充实精神力量，去充满实力地继续承当和支撑中华传统和文化的脊梁。

法显，就是可以给予和激励世人精神向上力的一位伟大先贤。

2、法显对于佛法根本性的追求不仅深刻助益了中国佛教的发展，也具有恒久历时性的启发意义，有学习和反思的现实性价值和意义。

法显的《佛国记》开篇述其西去求法的动机时说：“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于是，遂以弘始二年，岁在己亥，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寻求戒律。”　

寻求戒律，是法显西去求法的直接原因，也是当时佛教的现实迫切需求。

以两汉之际及东汉明帝为佛教传入的标志，至东晋时期，佛教已经在中国传播三百来年了，汉地僧寺已经很多。比法显还早些的道安，即已“师徒数百，斋讲不倦”了。大概也是因为律藏不全，道安就曾据法制定“僧尼轨范，佛法宪章。”当时东晋名士习凿齿就感慨地表彰道安门下“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但是，同时由这聊聊数句也可见，如道安门下这样师徒肃肃的，也是不多见的。而被世人侧目甚至指责的“实污风轨”的“尘滓佛教”，却是多见的。事实上，在北魏太武帝实施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灭佛行动之前，沙汰佛教之声已经有所起伏了。东晋军人把持政权时，就不时传出沙汰之声，认为佛教已成泛滥之势，“天府以之倾匮，……避役钟于百里，捕逃盈于寺庙。乃至……邑聚游食之群，境积不羁之众，其所以伤治害政，”那时幸有庐山慧远，以“高尚其迹”的“道德之居”、以及高超的政治智慧，赢得的上下各界的认可和尊敬，为佛教开辟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那个年代，似乎还是几个人就能支撑一个时代事业的年代。道安、慧远等之所以能为佛教支撑天地、开辟未来，显然有很多因素，但绝不可否认的是，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坚守佛教戒律，不仅保持了佛门的根本属性，也获得世人认可，从而确保了佛教的生存基础和正确的发展方向。

法显就是那个时代的人。“慨律藏残缺”，聊聊五个字，却是无比沉重。这一定不是近六十岁才有的慨叹，可以想象，一定是现实的迫切需求，已经让已然到了六十岁老年的法显不能坐等，而决意舍身取义，不畏险途，西去求法。而这个迫切性，也决非个体寺僧的生存，而关乎的是佛教的存亡，正法的存亡。

佛教之立教，固然是因为释迦摩尼的觉悟及其随之确立的教法。不能忽视的是，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则是戒律。一些基础概念，如因缘，解脱，乃至禅等原本也不都是佛教最早使用，但佛教形成独特理论而脱颖；在戒律上，佛教更是在创教时期即表现得非同寻常，成为佛教僧伽确立地位的重要标识。以致佛陀涅槃之后弟子们结集其言教时，首先结集的就是戒律，显然，戒律是确保佛教之能确立为佛教的根本性原则，而戒律本身则实际上就蕴含着佛教的根本教义和宗旨。

法显求法之为“寻求戒律”，就是追寻佛教根本性的一种追求。法显不懈追求正法的壮举，也使之成为支撑那个时代乃至之后佛教发展的砥柱。法显带回并翻译的《摩诃僧祇律》等律藏，是为确保中国佛教之为佛教的基本律法。

尤其是，法显追求佛法根本性的意愿、所面对的时代问题及其在佛教发展和社会影响上蕴含的深义，在今天仍然是十分迫切的时代问题和需要极力倡导的深刻意义。我们今天纪念伟大的历史人物法显，无疑，是具有可直接学习的精神和引发深刻反思的历时性意义的。

历经千数百年，法显的追求和精神，仍是世人可效法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