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身有道 学有专长——记著名佛教学者方立天教授

2011年09月16日 14:22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作者：魏德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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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院长魏德东（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2003 年4 月8日，《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出版发布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来自学术界、政府部门和宗教界的50余位代表出席了会议。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先生莅会祝贺，国家图书馆馆长、著名佛学家任继愈先生发言并为作者题字“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著名印度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黄心川研究员评价此书为“我国佛教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力作”。这部书的作者就是著名佛教学者方立天教授。

一

方立天，1933年生，浙江永康人。幼时“沉静少言，不贪玩耍，喜好读书”，但由于日寇的侵略，小学时断时续。1946年春入永康县立初级中学读书，1949 年毕业，1950年进入华东财政系统的干部学校学习，当年留校工作。1956年响应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以同等学历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启了他卓有所成的学术生涯。

未名湖畔的5 年，方立天先生亲炙汤用彤、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郑昕、洪谦、任华等学术大师，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形成了很高的学术标的，养成了良好的学风。

1961年，方立天先生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工作。在确立工作方向的时候，他进一步确定以魏晋南北朝隋唐为重点。这一断代的最大特点是佛教的传入和儒释道三教格局的形成，方先生的工作于是不可分割地与中国佛教联系在一起。

1962年，为了对佛教有比较准确的了解，方立天先生到中国佛学院进修了8 个月。著名佛教学者、副院长周叔迦先生亲自为他开列了书单，并嘱咐其每周汇报。方先生在这里受教于法尊、正果、明真、观空诸法师，以及周叔迦、虞愚等一流佛教学者。这一殊胜因缘，使方先生在佛学研究的起步阶段就得到纯正的指导，不仅使其初步学习了佛教的历史和义理，更重要的是对佛教的文化精神有了比较客观的了解，这对其以后的学术研究有着不可估量的潜在影响。同时，佛学院的寺庙生活，也让方先生对佛教徒的生活有了直接的感悟。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方立天先生能有这一段学术历练，殊为难得。

经过一系列学术准备，方立天先生开始发表科研成果。1964 年，他在《新建设》第3 期上发表了《道安的佛教哲学思想》，在第8-9期发表《慧远佛教因果报应说批判》，次年又在《哲学研究》第5期发表《试论慧远的佛教哲学思想》，《新建设》第8 期发表《僧肇的形而上学》。方先生这几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刻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杂志将《试论慧远的佛教哲学思想》一文翻译为英文发表，该杂志翻译刊登文革前的大陆文章总共只有3篇。国内张岱年、任继愈等前辈也由此认可了这位学术新秀。正当方立天先生的学术事业顺利起步之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方先生失去了正常的教研条件，他在回忆这一历史时期时说：“我一向珍惜光阴，但文化大革命使我在无所适从，无所作为，无可奈何中度过了一生中最宝贵的黄金季节，这是终生为之遗憾，又是无法弥补的。”

二

“向科学进军”时立志，在“科学的春天”腾飞。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方立天先生又回到了书桌前。

物是人非，这个时候的方立天已经不再是新秀了。他已经是一双儿女的父亲，全家蛰居在筒子楼里，工资入不敷出，年近半百依然还是讲师。然而这些不如意难以阻挡方立天先生的崛起。他没有时间过多地感叹生活的困窘，而是将其升华为奋斗的动力。方先生取消了所有的周末和节假日，每天早晨和大学生一起，一杯水，一摞书，泡图书馆，直到关门闭馆。青丝变白发，方先生的这一习惯延续至今，成了中国人民大学的一道风景，也是学术界津津乐道的佳话。

延续10年前的研究计划，方立天对中国佛教人物的研究进一步展开。在研究过道安、慧远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探讨支遁、僧肇、萧衍等人的哲学思想和历史地位。这些论文于1982年由中华书局结集为《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出版。这部历时18 年才完成的文集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在初版13 年后，于1995 年再版，2002年三版。

这一时期佛教研究逐渐恢复，整理佛教典籍的必要性空前突出。方立天先生用了很大的精力从事这一基础性工作，他自己称其为补课。他和师友一起编辑了《中国佛教思想史料选编》共4 卷10余册，由中华书局出版，成为八、九十年代国内最流行的佛教资料集。他自己则撰写了《华严金师子章校释》，由中华书局于1983年出版。这部校释在吸收有史以来所有相关资料的基础上，用现代学术语言对其做了简要准确的注释，同时从现代哲学的高度对其哲学思想做了论评，得到了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出版小组组长李一氓同志的高度评价，还亲自撰写了书评，后来又在《古籍整理的几个新问题》一文中将其称作古籍整理的典范。

天道酬勤。1984年，经国务院特批，方立天先生从讲师直接晋升为正教授，时年50 岁。

1986 年，方立天先生出版了代表作《佛教哲学》。当时的佛教著述以佛教通史或断代史居多，却很少有介绍佛教基本思想的著作。此书从宇宙论和人生论入手，对历时两千多年遍及五大洲的佛教文化的基本内涵做了准确而精要的概括，比较如实地反映了佛教自身的特色，同时充满了时代精神。

《佛教哲学》出版后，受到专家学者和社会大众乃至佛教界的共同推崇。1986年，该书获得中国图书荣誉奖，1988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图书优秀奖，1995年获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与此同时，该书在非专业读者中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是80年代中国大陆流行最广的一部佛教入门书，许多这一年代成长起来的佛学专家和高僧都不讳言本书的入门之功。此书于1991 年出版增订版，加上了认识论部分，使体系更为完整。

《佛教哲学》一书也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1993年被译为韩文在韩国出版。

这一时期方立天先生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也就是佛教的中国化问题。为此，他撰写了《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从哲学、伦理、政治、文学、艺术、民俗等多个方面，分析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提出了佛教中国化的三个条件，即与中国世俗政治的协调，与中国固有文化的磨合以及佛教文化的创新。方先生的这一成就还受到中国天主教界的重视，其主教团曾专门邀请他讲述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规律，以此作为天主教中国化的借鉴。

方立天先生的佛教研究是在中国哲学史的大框架下进行的。1984年，他完成了另一重要著作《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此书充分吸取了现代研究成果，从宇宙生成论、本体论、时空观、人性论、知行观、真理观等12个方面，概括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此书得到张岱年先生的高度评价，不仅为其作序，还在再版后写了书评。

从1986年起，方立天先生开始培养硕士研究生。文革后的第一个10年，方立天先生以自己的辛勤劳作成为国内著名的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专家。

三

1988年以后，方立天先生的学术发展进入成熟时期。在对佛教史料、佛教哲学基本体系、中国佛教个案、中国古代哲学问题等有了比较充分的把握以后，方先生开始把精力集中于中国佛教哲学的研究。围绕这一题目，他撰写了100余篇论文，最终成果体现于洋洋91 万言的巨著《中国佛教哲学要义》。

《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在方法和内容两方面都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佛教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方立天先生将中国佛教哲学置于中国思想发展史的背景下，前所未有地以人生论、宇宙论和实践论概括中国佛教哲学的体系，又特别从心性论和直觉论两个方面展现中国佛教哲学的特色，在许多方面都做出了开创性的成果，被学术界誉为现代佛教研究史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这一时期，方立天先生的研究日益体现出深切的社会关怀。他终日埋首于图书馆，其思想却无时不关注着时代的风云。面对方枘圆凿的现代政教关系，他悉心研究慧远的政教离即说并予以高度评价；应对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挑战，他探索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基于道德滑坡的现实，他研究佛教伦理的基本内涵与现代价值；他探讨中国佛教哲学要义的归宿，是探求中国佛教哲学对解决当代人类困境的意义，这就是：关注人与自我的矛盾，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协调人与人的矛盾，维护世界和平；调适人与自然的矛盾，促进可持续发展。

90 年代以后，方立天先生逐渐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佛教学家。他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历任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顾问，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常务副会长，《中国哲学史》杂志主编，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他在佛教研究领域的成就，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的一致公认。

四

2003 年早春的一个夜晚，中关村大街边的一个小餐馆里，20余位青年簇拥着一对白发夫妇。这是方立天先生的弟子在以最朴素的形式为他们的老师庆贺70华诞。

从浙东山村少不经事的幼童，到国际知名的学术专家，方立天先生秉承立身有道、学有专长的人生信条，走过了艰辛而辉煌的人生道路。迄今为止，他共发表专著13部，合著16部，论文250余篇，据统计，他是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最多的学者。他培养研究生30 余人，遍及海内外。

尤为难得的是，直至今天，方立天先生的学术奋斗仍不曾稍歇。在完成《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之后，他将学术重心转向中国儒释道三教关系的研究，期望以此把握中国文化的特质，并为全球化时代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作出自己的思考。

一杯水，一摞书，泡图书馆，方立天先生不改其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