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敬芝 陈骊骊：锲而不舍方立天

2011年09月16日 13:59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作者：梁敬芝 陈骊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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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敬芝、陈骊骊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宣传部

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几十年来，只要条件允许，他就会去图书馆看书，一坐就是一整天。几十年来，校园外物质世界起起落落的风云没有涤去他对一方圣地的痴迷。他勤耕不辍，著作等身，1964 年至今共出版专著13 部，合著16 部，发表论文260 篇。其著述代表了20 世纪80 年代以后中国佛教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他淡看名利，淡泊纷争，一犁一锄，苦耕自己一方田地。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国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基地的领军人物，并使中国人民大学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宗教学教研重镇。他就是佛教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方立天教授。

2002 年，《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一出版，在讲坛上沉寂多年的“方立天”三个字频频出现于学术界的视野。该书集多种大奖于一身：2003 年获得第6 届国家图书奖、2004 年获得“中华优秀文化著作奖”一等奖和北京市第8 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因其杰出的贡献，方教授最近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殊荣，成为中国人民大学首位获得这项荣誉的学者。

“确定以佛教为研究方向, 我也是经过一番艰难而痛苦的选择的”

1949 年初中毕业后，方立天于1950 年春赴上海华东财政系统的干部学校学习。6 年后，他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从此，他步入了哲人如云的学术圣殿里。期间，冯友兰、汤用彤、张岱年、任继愈等哲学史界的泰斗对方立天的学者人生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

1961 年，28 岁的方立天经历了人生旅途上的又一个转折点，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作。漫长的学术生涯自此开跋。方立天感到，从先秦到现代悠悠数千年中，哲学家难以胜数，哲学书如汗牛充栋，穷己一生也难以探其真蕴之万一。在教研室分选研究工作的历史时段时，方立天选择了比较冷门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哲学作为重点研究的对象。这一时段，传统的儒学创造性成就虽然比较少，但佛教和道教却比较活跃，学术成果丰硕。

方教授说：“确定以佛教为研究方向，我也是经过一番艰难而痛苦的选择的。因为，研究佛教需要具备语言、文字、宗教、哲学、历史等多学科的知识，还需要对佛教的宗教生活实践有一定的体察和了解，这都不是容易做到的；多数佛典艰涩玄奥，读来如坠五里雾中，研究佛教义理的三大难关——概念术语的特定涵义、佛教思维方式的独特内容和佛教思想体系庞杂深奥，更是难以掌握和驾御；而且在那个年代资料不全，舆论气氛不利，研究成果的发表也受到种种制约。”

做一个真正的学者需要有“舍我其谁”的勇气！“凡事都有它的另一面，因为佛教研究被视为畏途，佛教研究几乎是一片处女地，所以脚踏实地投身其间，其意义或许将不同寻常，成功的机会也可能更多些。”站在十字路口的方教授乐观地总结出研究佛教的优势：第一，佛教是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思想文化体系，涉及人生、宇宙诸多方面的根本问题，其理论思维、经验教训很值得总结；第二，佛教传入我国后，在和中国固有文化冲突、融合的过程中，对中国哲学、伦理、文学、艺术、习俗等都发生了极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而研究佛教对于研究中国文化各种形态都有着重大的意义；第三，从佛教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相互关系来看，如果从哲学层面去研究佛教，尤其是中国佛教，就能使中国哲学与中国佛教哲学研究互促互补，相得益彰。

“我不是佛教的信徒, 而是理性而客观的研究者”

“我不是佛教的信徒，而是理性和客观的研究者。我认为应当肯定的就予以肯定，认为应当否定的就予以否定。”方教授如是说。对学术研究者来说，既要入乎其内，又要出乎其外，这样才能确保成果兼有科学性与深刻性。在研究中，他采取了客观态度和同情默应相结合的学术立场。他一方面强调客观和理性，从文献资料出发，不持成见地探寻对象的内涵和特色，没有丝毫的盲目和迷狂；另一方面，对那些充满宗教情怀的人物及著作怀着应有的尊重，精心梳理其学说主张，探骊得珠。方教授认为：“对佛教的研究不能仅仅止于分析和考证而没有合理的批判。这种批判应当是说理的、与人为善的，不能伤害宗教徒的情感与信仰。”方教授坦言，他对佛教的认识也有一个变化、提高的过程，如对宗教的本质，起初认为“宗教是鸦片”，后来才认识到“宗教是文化”。但即使是在这个研究阶段，他的观点也并不是极端“左”的，而是在一种比较冷静的研究态度指导下形成的冷静的观点。他承认宗教是具有合理因素的，而承认这一点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很多宗教界人士也认为虽然方立天当时是在批判宗教，但他的批判是建立在讲道理的基础上的，没有抨击。

方教授的佛教研究主要遵循由点到线再到面渐入佳境的轨迹：中国佛教思想家的个案研究；中国佛教典籍的整理、校点、注释、今译，佛教哲学思想的宏观研究；中国佛教文化的探索；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系统研究。

1962年， 他到专门培养出家僧人的高等学府——中国佛学院，住在宣武区名刹法源寺内，日日与晨钟暮鼓为伴，天天和僧徒相处，一进修就是8 个月！在“人间另一世界”的这段殊胜因缘，使他有机会受教于法尊、正果、明真、观空诸位法师及周叔迦副院长、虞愚教授等一流佛教学者，接受了纯正的佛学知识教育，对僧徒的生活也有了直接的了解和感受，初步地掌握了佛教的历史和理论的基本知识。

结束佛学院进修回到中国人民大学后，方教授结合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工作，开始了佛教思想的研究，并在这个领域里崭露头角。当时对中国佛教的研究，多局限于教内的以经解经，或流于简单化的批判，而方教授结合自己的学习，抓住道安、慧远等中国佛教史上的关键人物，从哲学视角进行个案分析，资料扎实且角度新颖，文章一经《新建设》、《哲学研究》发表即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杂志将其《试论慧远的佛教哲学思想》一文翻译为英文发表，而该杂志翻译刊登“文革”前的大陆文章总共才只有3 篇。

1976 年，“文革”结束后，方教授继续按照“文革”前的设想，进行了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思想家的个案研究，先后写出支遁、僧肇等人佛学思想的论文，出版了《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等专著，撰写了《华严金师子章校释》，力求译文意思与原文一致，帮助读者最大限度读懂原作。该书在中华书局出版后，被时任国务院古籍规划出版小组组长的李一氓同志称为“古籍整理的范本”。方教授还非常关注佛教的中国化问题，并从宗教文化实体的角度来论述佛教，写成《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一书。这期间，方教授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当属1986 年问世的被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称为“一本真正的佛教入门书”的《佛教哲学》一书。1988 年，方教授在对佛教史料、中国佛教个案、佛教哲学基本体系、中国古代哲学问题等有了充分的把握以后，致力于中国佛教哲学要义的研究和中国佛教哲学体系的概括，撰写了多篇论文，最终成果凝于《中国佛教哲学要义》。

“我深受恩师影响, 治学坚持三原则”

“修辞立其诚”、“静心专一”、“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方教授一以贯之的治学方法和态度。这三条原则如同一把钥匙，为他的学术研究取得成功打开登堂入室的大门。

方教授说：“恩师冯友兰和张岱年先生的治学态度及方法对我的影响很大，他们是真正的泰斗！”

“当时我是中国哲学史课程的课代表，与冯先生的接触较多，因此对先生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更多了一层了解。”

“修辞立其诚”意思是讲话、发言、写文章、治学等应该坚持真实性。这其中有三个层次的意思，即名实一致，言行一致，表里一致。“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意思是先学习书里的意思，然后知道书里表达的意思。就是说读书要体会其中的内涵、意思，书上的知识不能仅仅用来写论文，那样太过实用主义了，读书应该和做人联系起来。

方教授很欣赏《汉书•儒林传》中“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的句子，认为做人和做学问要结合起来，治学要有正确的立场，维护自己的人格，言论不能哗众取宠，也不能故弄玄虚。他做学问立足对社会深切的关怀和社会责任感，把理论和实际密切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他在一次演讲中激励年轻人说： “佛教哲学中的精义，有助于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佛教哲学的因果律，对构筑伦理底线、扬善止恶也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佛教‘八正道’学说，则劝导大家要直面生活中的种种烦恼，洞察烦恼的实质，从而活出一个朝气蓬勃、积极健康的人生。”

方教授乐于思考，善于思考，随时随地捕捉思考的灵感，有时达到“忘我忘他”的境界。他认为，要作好学问，就要静心专一，心无旁骛。“我去图书馆就是为了能够安静地看书和思考问题，在那里工作3小时的收获也许比在其他地方工作6 小时还多。做学问就应当甘于寂寞，能够坐住冷板凳。”他还说，“我写出获奖的书也是得益于在图书馆中的钻研，在那里我能够做到静心专一。”他写作《中国佛教哲学要义》的15 年，是中国经济生活突飞猛进跨越式大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功利主义盛行，学风和社会风气比较浮躁的时期。但是，方立天教授拒绝浮泛，拒绝急躁，拒绝急功近利，拒绝片面追求数量。他立身有道，学术思想与时俱进。天道酬勤，他取得了成就，他得到了学界的认同，他得到了报偿。虽然不信佛教，但方教授承认，佛教义理探讨安身立命之道，凝结古人深层智慧，对他的生活和思想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我的工作、事业取儒家的态度，积极有为，自强不息；生活和名利上则兼采道家、佛家思想——顺其自然，淡然处之，追求一种精神价值，这也是一种不争而争吧。”

“宗教问题千万不能等闲视之, 中国人民大学要继续加强宗教研究力量,走在中国高校的前列”

方立天教授是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宗教与社人，其中教授6 人，拥有博士学位者7 人，每年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30 余人，被海内外公认为代表国内最高水准的佛教与宗教学研究机构。2003 年，他主编出版了《宗教研究》年刊，此刊成为反映国内宗教研究最高成果的园地。

方教授认为：“宗教问题特别重要，千万不能等闲视之。特别是对人大这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重点大学来讲，宗教研究要走在中国高校的前列，为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贡献。学校研究宗教队伍现有十余人，专业力量与研究需要相比显得很不对称。应当加大研究宗教的力量，让少量年轻人从大学起就研究宗教，这样可以培养出一批一流研究人才，在国际上发出我们的声音，也有利于我国对宗教问题未雨绸缪，从容应对。我衷心希望人大在宗教学研究方面能够走在全国高校的前列。”

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的方教授认为自己“名不副实”。他说，因为优秀的人还有很多，再者，取得一定的成绩，除个人的努力外，最重要的是受益于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与学校的支持和授业恩师谆谆的教诲，以及夫人子女无怨的支持。一生沐风栉雨，饱尝人情冷暖的方教授，谦辞绝对是真挚的。

方教授说：“光阴如箭，不觉得自己已过古稀之年。人贵有自知之明，对年老人来说，少干就是多干，少干是为了多干。我虽然只能做有限的事情，但不会停止在学术领域的耕耘。”他还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能够在形成宗教学的“中国学派”方面作点推动工作。72 岁的他，目光坚定且富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