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佛教的化世与俗化 佛教庶民化与庶民化佛教

2012年04月26日 14:35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作者：纯一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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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2年4月25日至27日，第三届世界佛教论坛在香港隆重召开，本届论坛主题为“和谐世界同愿同行”。来自世界各地、三大语系的高僧大德、各级领导、专家学者及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共千余人出席此次盛会。本届论坛将就佛教现状与发展等诸多话题举办多场分论坛。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江西佛协会长纯一法师在论坛期间发表了题为《唐代佛教的化世与俗化：佛教庶民化与庶民化佛教》的论文，就唐代佛教的化世与俗化提出、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论文节选内容如下：

一、问题的提出：俗讲和变文之于佛教中国化和中国化佛教之路径

从历史进程来看，印度佛教在西汉至西晋的输入传播，是佛教中国化的开端，为寻求落地生根之阶段。印度佛教各流派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各具特色，蔚为壮观，中国化佛教——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唯识宗、律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禅宗等八宗争鸣，竞相绽放，异彩纷呈，至此佛教中国化完成，提出顿悟成佛的禅宗的出现标志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从宋代开始，作为佛教中国化的成果——中国化佛教从此登上社会舞台，禅宗大为流行，中国佛教各宗派也已走向融通，佛、儒、道之间日益相互调和，形成了宋明理学，儒学是主流，吸收了佛教的心性学说、理事理论；程朱一派吸收了华严宗理事无碍理论，建立了以理为本体的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陆王心学，吸收禅宗心性学说，心外无物。元明清佛教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中国文学、风俗、艺术有极大的影响，尤其与中国哲学有双向的影响，而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单向的。

循着俗讲和变文的演变轨迹进行梳理，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描绘出佛教中国化和庶民化、中国化和庶民化佛教是怎样演进的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并得出以下问题的答案：一、从思想层面探究佛教是如何与儒、道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融汇形成中国文化的滔滔江河，且使忠孝思想尤其是将孝德置于佛教伦理的首位的；二、佛教是如何由真正深入民间并融入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之中，逐步演变成民众的求福途径进而衍化成为社会改良、挽救世道良心的辅助工具；三、佛教与道教、民间信仰是如何由核心信仰上的界限逐渐模糊、混淆、淡化，致使佛教寺庙与一般神庙特征不明、神佛不分、体系紊乱的。

二、俗讲：佛教向庶人宣讲佛教的方便法门

佛教教义和佛教信仰是构成佛教传承的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佛教经典浩如烟海，理论深奥，名相繁多，有的还较为晦涩，传入中国后，八大宗派逐渐成熟，体系庞大，仅以梵文翻译的汉文佛教经典《大藏经》（如《大正新修大藏经》，日本大王二十三年印行）而论，即含经、律、论三大部分，有正藏五十五册，续藏三十册，别藏十五册，共一百册，收入佛教典籍约三千四百九十三部，一万三千五百二十卷，即使有闲暇的知识分子穷其一生也难以研通读透其中的极少部分，遑论还要做大量其他的修证功夫，那些整日忙于生计的普通百姓更是难入佛教大门了。

因此，隋唐时期的佛教基于自身发展的要求，一方面，已形成的众多派别都对佛教义理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简化，诸如：律宗、法相宗因较多地保留了印度佛学原貌且不能够方便设教，流传范围就难以推广；禅宗、净土宗的教义大胆剥落、简便易行，则得以迅速发扬光大。另一方面，佛教要吸引信众，就必须借助生动、形象而有吸引力的的弘法方式。

1.俗讲的源起：佛教从唱读到唱说的讲道化俗

俗讲是佛教在唐朝初年开始流行起来的面向民间的宣讲佛经方式。佛教把佛经和其中的故事变成通俗、动人的文字加以演唱，先用说白散文叙述故事实况，然后用歌唱（韵文）加以铺陈渲染。俗讲主要来源于东晋、南北朝以来佛教两种讲道化俗的手段：“转读”与“唱导”。转读，或称诵经（咏经）、唱经，指讲经时发声抑扬顿挫，以讽诵经文。三国时，中国的佛教界开始注意到“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促；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的矛盾，并开始创作中国化的佛曲。

经历了四五百年的融摄扬弃与涤新置换过程后，逐步形成了从南朝前期的“唱”“读”到唐朝以“唱”“说”为基础的俗讲。

2.有唐一代俗讲的盛况

关于俗讲的最早记载，见之于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六“释善伏传”：“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窦刺史闻其（善伏）聪敏，追充州学。因尔日听俗讲，夕思佛义。博士责之。对曰：‘岂不闻乎？行有余力，所以博观。如不见信，请问前闻。’乃试之，一无所滞。”善伏能使这位常州刺史窦德明因听俗讲而思佛义的效果显而易见。

唐文宗年间（公元827—840年），“京城及诸州府，三长斋月置（俗）讲，集众戒忏”蔚然成风。化俗法师，即俗讲僧也。开成四年（公元839年）正月和闰正月在扬州孝感寺举行的一次讲经活动，主要讲《金刚经》，目的是为修葺开元寺的梅檀瑞像阁而“寄孝感寺令讲经募缘”，其听众是僧俗大众和外国使团，所以，这是一次俗讲。宋世以后，由于宋真宗除道释之外禁止他教之传播，使得这已趋于演艺化、职业化的俗讲末流，亦连带被明令申禁，而不复见于史册。

3.俗讲的对象、场所及内容

俗讲由佛教讲经衍出，讲者尽为僧徒，即所谓俗讲僧，有主咏经的都讲，主讲解的法师，主吟偈赞的梵呗等。曾于唐宣宗大中七年（公元853年）来到唐朝求佛法，五年后返回的日本沙门圆珍所撰《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记》卷三云：“言讲者，唐土两讲：一俗讲。即年三月就缘修之，只会男女，劝之输物，充造寺资，故言俗讲。（僧不集也云云）二僧讲。安居月传法讲是，（不集俗人类，若集之，僧被官责。）”值得注意的是，圆珍把“俗讲”与“僧讲”对举，系因听讲对象的差异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讲经内容的差异：俗讲以在家俗众为宣讲对象，上自帝王（如文宗、敬宗）、士大夫、名德，下至市井小民在所皆有，足见其普遍性与通俗化，地点既可在寺庙，亦可在寺外；僧讲则以僧众为宣讲对象，地点在寺庙。

4.俗讲和僧讲仪式之比较

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记载了赤山院的讲经仪式：“辰时打讲经钟、打惊众钟讫，良久之会。大众上堂，方定众钟。讲师上堂，登高座间，大众同音称叹佛名。音曲一依新罗，不似唐音。讲师登座讫，称佛名便停。时有下座一僧作梵，一据唐风，即云何于此经等一行揭矣。有关俗讲仪式的材料较为有限，目前只有敦煌遗书P.3849和S.4417为我们展现了俗讲仪式的程序。其文字相差不大。验之所记述《温室经》和《维摩经》的俗讲仪式，与讲经仪式完全相同。《温室经》云：“夫为俗讲，先作梵了，次念菩萨两声，说押坐了，素唱《温室经》。法师唱释经题了，念佛一声了，便说开经了，便说庄严了，念佛一声，便一一说其经题字了，便说经本文了，便说十波罗蜜等了，便念/佛赞了，便发愿了，便又念佛一会了，便回向发愿取散。”

比较上列《温室经》和《维摩经》讲经仪式程序名目，可以发现其主要程序是：作梵——说押坐——素旧（唱）经名（经题）——法师唱释经题——赞经——说庄严——科三分经文——说经题字——入经（说经本文）一说十波罗蜜（或说缘喻）等一念念佛赞一施主发愿一回发愿取散。除经文内容不同和说十波罗密与说缘喻不同外，其它程序完全能对应。

三、变文：俗讲文本

变文，或简称“变”，是俗讲的文本，因佛经经文过于晦涩，佛教为了传讲佛经，将佛经中的道理和佛经中的故事用讲唱的方式表现，这些故事内容通俗易懂，俗讲僧写成或其他人记录下来的稿本即是变文。

1.语义学溯源：变文是对佛教经传的通俗化

1920年王国维发表《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是最早研究变文的拓荒之作，书中最早称之为“通俗诗”、“通俗小说”罗振玉则称“佛曲”对俗讲文本的命名是在1929年，郑振铎在《敦煌的俗文学》中第一次采用了“变文”这一名称，来命名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古本说唱文学作品，说：“这种俗文虽可说是佛曲的起源，却并不是佛曲；‘变文’之体，似更近于佛曲，所以我们应该更正确的名之曰‘俗文’，曰‘变文’。”1938年，向达认为，唐代寺院由和尚说唱佛经故事称“俗讲”，而“记录这种俗讲的文字，名叫‘变文’。变文是用接近口语的文字写成，中间有说有唱。说唱的材料，大部采取佛经中的故事，也有不少是采取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的”。但时至今日，对这个命名一直众说纷纭。

2.变文的形式及其流变

潘重规在《敦煌变文集新书•后记》中对变文的流变作了梳理：“最早的变文是俗讲经文；正式的讲经，经过故事化后，便成为俗讲经文；俗讲经文的特质是‘故事化’，因此通俗也称它为‘变文’，俗讲经文逐渐加强故事化后，便把讲解经文解释字句的部分，逐渐省去，便成为纯讲佛教故事的变文。用佛教故事变文的体式来讲唱，但内容却换了非佛教的动人故事，当然通俗还是称它为变文。”（潘重规《敦煌变文集》新书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印行，1984年版）

讲唱世俗故事的变文，多取材于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和现实生活，经过讲唱过程中不断加工润色、铺排渲染，遂成为曲折起伏、有声有色的文学作品。如《伍子胥变文》、《汉将王陵变文》、《舜子至孝变文》、《王昭君变文》、《孟姜女变文》等。残卷《张义潮变文》、《张淮深变文》则直接叙写唐代时事。这些作品为变文发展开拓了新的道路。

四、作为佛教文化遗产的俗讲与变文的历史功德和现代启示与思考

无疑，俗讲和变文这种弘法的方式为我们今天的佛教带来了太多的启示与思考，在此，我们试作如下归纳：

1、佛教的弘传必须顺应时代的需求与受众的根机，加以因势利导，化世导俗；

2、 可以更大范围、更深入地利用互联网和现代传媒手段阐扬佛陀的教义，充分借助音乐、舞蹈、书画、雕塑、诗歌、小说、戏剧等门类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展示佛教的思想内涵，还可运用动漫、电影、微小说、微电影、微博等新的表现形式，做出积极的探索。

3、佛教的弘传必须融入社会生活和社会教育，为全球化时代的普世价值提供有益的方案与文本，诸如：和平、环保、食品安全、精神污染、社会公德、心理辅导等，为和谐和平作出实质性贡献。

4、 对于当前我国佛教界倡导的讲经说法活动有着直接的借鉴作用，应该把它作为佛教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系统研究，总结其规律，其中有一定的仪轨和成熟的方法以及分工等，可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