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明：关于佛典翻译与诠释的建议

2012年04月24日 18:21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作者：徐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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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2年4月25日至27日，第三届世界佛教论坛在香港隆重召开，本届论坛主题为“和谐世界同愿同行”。来自世界各地、三大语系的高僧大德、各级领导、专家学者及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千余人出席此盛会。论坛期间将就佛教现状与发展等诸多话题举办多场分化坛。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中心研究员、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文明博士在论坛期间发表了题为《关于佛典翻译与诠释的建议》的论文，对开展佛典翻译与现代诠释进行了阐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论文全文内容如下：

以“和谐世界，同愿同行”为主题的第三届世界佛教论坛在香港举行，对于发挥佛教的积极作用，有力地推动社会和谐、文化发展和世界和平，肯定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做出有实质性的贡献。为了进一步发挥佛教的积极作用，就必须重视经典，加强佛经的翻译与现代诠释。

经过一千多年的努力，印度佛典的汉译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汉语佛典成为佛典中最为重要的文本之一，影响东亚及全世界。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汉语佛典还不够完备，还有不少佛典没有翻译，经典不备，无本可寻，是深入理解佛教理论的最大障碍，对于推动中国佛教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十分不利。另外，汉语佛典、特别是其中的中国撰述，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一部分流传范围有限，未能惠及整个佛教世界，需要翻译成其他语言，这个工作做得更少。

在中国历史上，佛典翻译一直是国家工程和国家战略，一则佛经翻译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业，不可草率行事，只有依靠国家才能集中足够的人力物力，保证翻译的质量，二则佛经翻译属于国家最重要的文化工程之一，对于提高向心力与凝聚力、安定民心、稳定社会意义重大，理应由国家组织实施。为了落实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的国家战略，建议仿照中共中央编译局的编制，设立中国佛典翻译局，汇集精通佛教语言和理论、历史的专家，专门进行佛典翻译和佛教研究。

中国佛典翻译局成立后，首先应当加强佛典汉译，使汉语佛典成为全世界最全面、最完备的佛典文本。当前最为紧迫的是完成巴利三藏的翻译，众所周知，巴利三藏是保持了原始佛教原貌的最重要的佛典之一，在佛教世界中最受重视，至今已经被翻译成多种文字，然而其汉译本却很不完备，作为一个佛教大国，中国大陆至今未有一个完备的标准的汉译本，这显然是一大缺撼。完成巴利三藏的汉译，对于充实和完备汉语佛典意义重大，对于体现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佛教大国的形象和世界佛教中心的地位意义重大。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的大国，也是一个包括汉、藏、巴利三大语系佛教的国家，云南傣族地区也流行南传佛教，但傣文佛经翻译不够完备，因此翻译巴利三藏（包括将完整的巴利三藏翻译成傣文）也是中国的家务事和本份事，对于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傣族文化繁荣同样意义重大。

藏传佛教是中国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文佛典数量很大，其中还有不少部分没有翻译成汉语，完成全部藏文佛典的汉译，对于丰富和完备汉语佛典宝库、传播和发展藏族文化、加强汉藏文化交流与民族团结意义重大，这一工作同样十分重要，应当通过中国佛典翻译局中的专门机构具体实施。

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曾经有很多民族生活过，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信奉佛教的，他们也有用自己的民族语言翻译或编撰的佛典，随着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许多以往不为人知的文本的佛典再现世间。研究与翻译（也可说是“破译”）这些罕见的文本的佛典，其意义或许不下于前两种翻译工作，难度可能更大。对于新发现的已经失传的语言的文本，即使是只言片语，也应认真重视，做好破译及解释工作。

总之，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使得现存所有其他文本的经典都有汉语译本，如此就能够保证汉语佛典成为世界上最为完备的佛典，使汉语佛典成为全世界佛教信徒和学者必读的经典，这对于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加强佛教学术研究、强化中国佛教大国和世界佛教中心的地位意义重大。

在全部佛典完成汉译之后，还应加强对佛教学术经典的翻译，对于日本、俄国及欧美有关佛教研究的重要学术著作都要翻译过来，加强中国与世界佛教学术研究的接轨，这对于中国佛学界的学术创新和思路转换很有价值。这一工作的意义或许不比佛经翻译的意义小，也能促进佛典翻译，二者也可以同步进行。

在世界佛教发展史上，中国佛教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和组成部分，代表了佛教理论的成熟和思想高峰。然而由于外界对于中国佛教认识不足，对于中国佛教的创造性和对于世界佛教的重大贡献往往持怀疑的态度，甚至进行贬损，乃至有人认为，只有印度佛教才是纯正的佛教，中国佛教是对佛教的歪曲和误解。这种观点当然是完全错误的，除了立场和宗派的局限性外，这种观点之所以会产生，还是由于了解不够。为了进一步向外宣传中国佛教，将汉语佛典译成其他文本，特别是代表中国佛教精华和中土祖师原创性的中国撰述部分，同样是十分紧迫的任务。

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民族，也是一个十分谦虚和低调的民族，因此我们从古至今，学习了很多优秀的外来文化，但是我们似乎过于谦逊，很少主动向外传播自己的文化，如今我们向欧美学的很多，却缺少文化输出，这与中国作为文化大国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

为了输出中国文化，让全世界人民分享中国文化的丰富营养，体味其无穷的魅力，就必须代表中国原创的佛教经典翻译成世界各个主要语种和邻近国家的语言。由于当今世界存在事实上的英语霸权，将之先译成英文是最首要的工作，然后再译成法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阿拉伯语等。对于邻近国家，日本、韩国、越南等传统上属于汉语文化圈，接受汉语比较容易，因此将之译成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语言更加迫切。当然，完成这一工作不一定完全靠中国，加强国际合作，与相关国际组织一起努力，可以大大加快翻译的进度。

加强佛典翻译，输出中国文化，对于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增加中国的软实力、提升中国经济的竞争力作用重大，对于减少国际冲突、保障世界和平意义重大。由于周边国家信仰佛教者占了大半，这项工作对于改善邻国关系、增强相互往来、保障国家安全同样关系重大。

中国本身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对于汉语佛典曾经做过满文、蒙文等语言的翻译，但这一工作仍需要继续，加强国内主要语言佛典之间的互译也很重要，如此有助于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和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的稳定统一，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和思想纽带。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国家分裂时期，佛教对于建立共同信仰、加强相互往来、促进从分到合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今天，佛教对于加强汉藏团结、密切两岸关系同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佛典翻译是一件大事，是千年大计，必须严肃对待，不可混同于普通的翻译。在中国历史上，佛典翻译大都是国家工程，有着非常严格的程序和制度，鸠摩罗什和玄奘的译场都是其中的典范，因此译文的质量也最高。这些成功的历史经验都是可以借鉴和效仿的，如此才能保证翻译的质量。首先是国家高度重视，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特别讲政治的国度，领导人不重视，什么大事都办不成。对于佛经翻译，过去往往是皇帝亲自参与，如姚兴、梁武帝、武则天等，或亲临译场，或暂任笔受，并选派文武大臣监督或由著名文臣担任润文，这些都体现了国家对于译经事业的高度重视。其次，要有严格的翻译程序和制度，这方面完全可以借鉴历史经验，例如设置译主、传译（译语）、笔受、润文、证义、正字等，如果译者水平特别高，可由一人担任数职，但润文和证义也是必不可少的。译场同时也是道场和学校，在翻译过程中由译主进行讲解，培养学生，同时让很多高水平的人参与讨论，既能保证翻译质量，还能培养人才，提升学术研究。

除了语言之间的翻译之外，把古汉语译成现代汉语，并对佛典进行现代诠释，使更多的人了解并接受，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事业。由于历史的变迁，现代人阅读古籍往往有很大的障碍，特别是非专业的普通读者。古文佛典的难度尤其大，因为既有语言的障碍，又有理论的艰深，如果没有高水平的专家进行解读，普通人基本上是读不懂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首先是对重要佛典进行白话翻译，帮助读者理解，还要加上适当的注释，对一些专有名词和难点进行解释，以扩大读者的范围，增加佛典的受众。对难度较大的佛典另加段落大意，可以有效帮助读者的理解。

这一工作早就已经开始了，如《中华大藏经》正在进行标点，这对于便于读者理解也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对重要佛典进行标点、注释、白话翻译，还没有列入国家工程，只是由出版社和学者个人单独进行，难免重复和浪费，也无法保证整体的质量。如果中国佛典翻译局成立，这一工作也应当作为重要项目列入计划。

讲经说法是中国佛教的传统，如此一则是帮助理解佛经文本，另外讲解者还会依照现实需要进行适度的发挥，其中也体现了讲解者自己的思想和创造，同样有助于结合时代要求和大众需要。佛教强调契理契机，既要尊重传统，还应满足当代。佛教的基本精神是适应人性要求的，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但具体说法需要不断更新，需要随时微调。佛教的和谐思想、和平意识、合作精神、健康观念、环保理念是完全符合时代需要的，应当广为阐释，大力发扬。对佛教精神的阐释应当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要尽可能吸引年轻一代，用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说法，只有这样，佛教才有拥有未来和希望。

总之，对于佛典的整理、保护、翻译和现代诠释是十分重要和非常迫切的，应当作为国家战略、成立相应机构具体实施。天下太平、世界和平是人类共同的信仰，建立和谐世界是人类共同的愿望，这种美好的愿望应当付诸行动，转化成美好的现实。和谐世界，同愿同行，同修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