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嘉 宋筱清：中国比丘尼合法性的确立——尼净捡受戒考

《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云：“若自然界，则四分：聚落、兰若、道行、水界”，“言水界者，此律所明船上作法，以有力人若水若沙掷所及处。” “水界者，《五分》云：水中自然界者，若在水中行，众中有力人水洒及处。《善见》云：若掷水若散沙，已外比丘不妨，取水常流处，深浅皆得作自然。潮水不得，若船上布萨，应下矴，不得系着岸及水中树根，谓与陆地界相连，若水中石木树等悉是水界，谓离陆地者。”对于结水界的合法性，各律所云存在差别，《善见律毘婆沙》录：“江界相者，若好王治化，五日一雨，此雨江水不得作界相。若四月日不雨，常流不断，水深二尺，得作界相。水界相者，若自然池水，得作界相。若通水入田，或堈盛水，悉不得作界相。” “掷水界者，是船界。”“若人言布施掷水界者，入掷水界内得。”《佛说目连五百问戒律中轻重事经释》录““问。结界得通流水池水结否。答。一切亭水尽得。分流不得。以不知齐畔故。释。言僧结界近于水时。可得通于流水。池水结界否。佛言。一切亭止之水尽皆得结。故白一羯磨云。佛言。若诸河间有桥梁者。得结界。异此便非故。若分潮流之水。通水入田。若王治化五日一雨。江水皆不得。是以不知齐畔故。”水界的合法性取决于水是否流动、水是否入田以及当时帝王的统治状况。江河水结水界时，在水上结船戒是合法的。

关于结小界的情形，《四分律》记载：“时有欲受戒者至界外，六群比丘往遮受戒。诸比丘以此因缘往白佛。佛言：汝等善听，自今已去，不同意未出界，在界外疾疾一处，集结小界，作白二羯磨已授戒。众中当差堪能羯磨者，如上作如是白：大德僧听，僧集一处结小界，若僧时到僧忍听结小界。白如是：大德僧听，今此僧一处集结小界，谁诸长老忍僧一处集结小界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结小界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若不同意者，在界外遮不成遮。”宋朝惟显引《五分律》录结小界事：“复有诸比丘，于界内作别众授戒，以是白佛。佛言：应出界外，白二羯磨作小界授戒。”可立三种小界：“一、难事受戒小界，二、难事自恣小界，三、难事说戒小界。”《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总结：“《萨婆多》云：尼结界者，唯得方一拘卢舍也，必有难缘，可用僧祇二由旬内，随意结取。二明戒场者，《律》云：以僧中数有四人，众起乃至二十人众起，令僧疲极，佛听结之，不言大小。《善见》云：戒场极小容二十一人，减则不听，余如后结。三明小界者，此并因难事，恐废法事，佛随前缘，故开结之，并无正量。随人坐处，即为界相，一为受戒开结小界。”综之，佛陀时代结小界的起因是比丘受戒遇遮。其后，在佛教僧团发展中出现三种可结小界的状况：一、受戒时；二、自恣时；三、说戒时。净捡一例结小界正是为了受具足戒。

受戒合法性遭质疑而于船上受戒并非孤例，刘宋朝僧伽跋摩于南林寺立戒坛时，祇洹寺慧义就提出疑问：

至元嘉十一年，有僧伽跋摩者，时号三藏法师，与前三藏同至杨都，为诸僧尼等，于南林寺坛重受具戒。于时祇桓（洹）寺僧慧照等五十人，影福寺尼慧果等三百二十三人，同从重受。有慧义法师，禀性刚烈不耐諠黩，谓三藏曰：“大法东流，传道非一，先贤胜哲，共有常规，岂独改异，何穆众望？”答曰：“五部之异，自此常理，相与弃俗，本为弘法。法必可传，何忤众情。”又问曰：“夫戒非可见之色也，顷见重受戒者，或依旧腊次，或从后受为始，进退之间足致深疑。”答曰：“人有二种，故不一类。若年岁不满，胎月未充，则依今受为初。若先年已满，便入得戒之位，但疑先受，有中下心，理须更求增胜，而重受戒，即依本腊而永定也。”又问：“自誓不杀，身口已满，有何不尽，更重受耶？”答曰：“戒有九品，下为上因，至于求者，心有优劣。所托缘起，亦自不同，别受重发，有何障碍！五戒十戒，生亦各异，乃至道定律仪，并防身口，不同心业，有一无二也。如是云云。”又问：“三藏（求那跋摩）昔存之日，布萨僧事常在寺内，及论受戒，何为独出邑外等。咸是善法，何以异耶？”答：“诸部律制，互有通塞，唯受戒法重，不同余事。以余法不成，唯得小罪，罪可忏悔。夫绍隆佛种，用消信施，以戒为本，若不成就，非出家人。障累之源，断灭大法，故异余者。”于是慧义欣然无言。遂令弟子慧基等渡蔡州岸于船上受戒。　

登船受戒的慧基，是刘宋朝佛教界较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元徽后）乃勅为僧主，掌任十城，盖东土僧正之始也。” 《关中创立戒坛图经》云慧基“年满二十度蔡州受戒，跋摩谓基曰：汝当道王江东，不须久留京邑。”　宋赞宁撰《大宋僧史略》记录“南朝慧基姓偶，钱塘人，依求那三藏于蔡州受戒。后化行越土，寻勅为僧主，掌任十城，东土僧主之始也。”　笔者认为，赞宁所录将“僧伽跋摩”误写为“求那跋摩”，因为兼考慧基齐建武三年（496年）时85岁，元嘉八年（431年）求那跋摩卒时尚不足满20，故应受戒于僧伽跋摩。

上段僧伽跋摩与慧基对话，行文讨论重受戒的可行性，反映持戒受戒依本守旧与依情变通间的对话。文末交侍慧基于船上受戒一事，说明于船上受戒是结界中有僧不和合时，使界戒坛合法，受戒有效的方式。　

3.净捡何以是中国第一个比丘尼

上段考察了船上结界受戒的合法性，但仍存有一问题，即净捡为什么要到泗水结界。慧基登船受戒，就近于蔡州岸，而泗水离洛阳距离很远，净捡不就近而就远至泗水，实令笔者感到疑惑。

净捡籍属彭城，彭城与寿春、广陵同属今苏皖北部，位于沂、沭、泗诸水下游。泗水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条水系，案《水注经》“泗水出鲁卞县北山”，“自卞而会于洙水，西南流迳鲁县”，“洙泗二水交于鲁城东北十七里”，“泗水自城北南迳鲁城西南合沂水” 。后泗水南下“南迳高平山，南迳高平县故城西”，“泗水又东迳郗鉴所筑城北又东迳湖陵城东南”，“泗水又左会萧梁水”，“又东过沛县”“东北流迳定陶县南，又东迳山阳郡县”　而后东流，“东南流迳广戚县故城南”，“又东南过彭城县东北”，“又东南过彭城县东北”。　“又东南迳淮阳城北”，“又东南迳魏阳城北”，“又东迳角城北”，“而东南流注于淮”。

泗水与中国文化关系源远流长，案《汉书》，“周赧王卒，九鼎入于秦。或曰，周显王之四十二年，宋大丘社亡，而鼎沦没于泗水彭城下。”　位于泗水沿岸的彭城是周朝之鼎最后出现之地。且“王隐《地道记》咸言葬孔子于鲁城北泗水上，今泗水南有夫子冢” ，泗水沿岸又是孔子的埋骨地。最后，《水注经》注言：“泗水西有龙华寺，是沙门释法显远出西域浮海东还，持（按）龙华园首创，此制法流中夏，自法显始也。其所持天竺二石，仍在南陆东基堪中，其石尚光洁可爱。”　泗水又成为连接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佛教文化的河流。所以，净捡浮舟于泗水受戒，有其特定文化意义。泗水沿岸即是净捡家乡，也是联系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纽带。笔者认为，属合中国文化对比丘尼合法性的界定。

就净捡授受戒情况来说，首先，净捡受戒师包括法始、罽宾比丘智山、外国比丘昙摩羯多。其中智山得到佛图澄的肯定，大有恨不相逢之感。其次，净捡与佛图澄有联系，从佛图澄受戒的比丘尼安令首师从净捡。安令首的同门道安、竺法汰、释僧朗，是中国佛教史上最重要的人物。道安影响襄阳、江陵、庐山一带中国佛教的发展，并开创中国僧团管理模式，提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一说，使中国佛教能在王权支持下得以顺利发展。竺法汰远行江东住瓦官寺，得到东晋简文帝推崇，对南朝佛教影响深远。

或正因如此，唐朝僧人大觉谈到竺法汰为晋朝比丘尼受戒，为中土比丘尼第一次受戒，他认为竺法汰当时“亦约大僧一众，为尼受戒也，即是东晋之日。”竺法汰与道安法师是同学，道安往西北，竺法汰往东南。“汰法师即至江宁，仍依《五分》初缘，立大僧一众，为尼受戒。于时律本未至，未有尼戒本，汰法师因约附大僧戒本中，出尼戒本。时诸大德，咸所不许，云戒是佛制，自佛之外，声闻菩萨，皆不得制，汝今出之，应当是佛。后律本既至，果然符同，唯一二处少异，故知汰非凡器也。又详云：魏时尼众已受具竟，一如前说（云云）。又案《南山尼注戒心》序云：尼初一众受缘者，昔东晋简文帝太元中，金陵瓦官寺沙门竺法汰者，道安之同学也。生知敏亮，独擅时美，为律部未具，行仪难准。遂那约大僧诸戒，并依随律等经，撰尼戒本。在世传用，又以尼众数阙，本法无施，便同爱道缘制，但从僧受。于时化行江表，流统魏秦，斯则尼戒之初。本被于世，至晋江宁咸康中，有僧纯比丘者，发愤西游，远观中城。于拘夷那国得尼戒本，寄还渭濵，名德翻之，用为正轨，比汰所出，厥旨悬同。时人雅叹，益相推伏，初汰公开尼一众受戒，而无正法可凭。至宋元嘉之初，求那方始印定，比丘尼初受。” 考其说辞，则有疑惑。上文已录，僧纯本尼戒，后确经竺法汰删定，但其律乃《十诵》系，非《五分》系。《五分律》系统传入中国，得力于东晋法显往西域取经之行。“法显住此国（狮子国）二年，更求得《弥沙塞律》藏本，得《长阿含》、《杂阿含》，复得一部杂藏，此悉汉土所无者。”　后法显回中土，412年于龙光寺译《五分律》，其时竺法汰已卒。

综之，虽就比丘尼戒本翻译情况分析，竺法护时代已有女性受比丘尼戒，但综合考虑，净捡当之无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比丘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