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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洁:忽必烈的信仰与佛教政策

2012年10月25日 14:20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作者:潭洁

潭洁教授做主题发言(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摄影:印媛)

编者按: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自成立以来,致力于佛教学术交流与发挖整理,在成功举办了“佛教节日与民俗”、“辽金佛教研讨会”两次年度学术研讨会后,又在成立十年之时,举办“元代北京佛教研讨会”,开辟了学术界对元代北京佛教研究的先例,填补了国内在该领域的学术空白。研讨会上湖北政法学院谭洁教授发表了题为《忽必烈与元初燕京佛教》的论文,主要阐述了忽必烈的佛教信仰、其统治时期所采取的各宗教政策,及这些政策对当时佛教发展与社会现状的影响。论文摘要如下:

忽必烈(1215-1294),元朝的创建者。姓奇渥温氏,蒙古部人,监国托雷第四子,元宪宗蒙哥之弟。1260年,44岁的忽必烈在开平(位于今察哈尔和热河之间的多伦诺尔附近),被其党羽拥立为大蒙古国的大汗,建年号“中统”。在十多年的四方讨伐中,忽必烈的统治逐渐巩固。1271年11月,他正式建国号“大元”;翌年,改燕京(金中都,金亡后称燕京)为大都,宣布在此定都。忽必烈的一生大部分都在战争中度过,东西征战,开疆拓土,建立起当时最庞大的帝国,他也因此被称为“宇宙的君王”。这样一位君王,由于信仰佛教,在他统治时期,燕京佛教呈现出有特色的发展面貌。

一、忽必烈的佛教信仰

忽必烈所属的北方蒙古游牧民族,因为经常与突发的自然气候遭遇,造就了对诸路神灵怀有深切的敬畏以及由之而来的深厚信仰。对诸路神灵的天性崇拜,深深根植流淌在这些民族人民的血液之中。关于北方包括蒙古人在内的游牧民族的宗教虔诚信仰,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有这样的描述:“鞑靼人都是偶像崇拜者,每人都有一张神像图,高高地贴在自己房中的墙壁上。图上面有一个名字,是用来指明在天上的神灵的。他们对这个神灵每日焚香膜拜。……在这个天神之下,他们在地板上还立了一个雕像,叫纳蒂盖(Nati-gay)。他们认为他是管理地上一切事物,或管理从土地中生产东西的神。他们替纳蒂盖配上妻子儿女,也同样对他焚香、拱手、叩头,向他祈求的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养儿生子等一类的事情。” 忽必烈作为蒙古人,自然也不例外。且“元制,凡皇帝即位之始,必先受佛戒,方登大宝,布告天下。” 对于能保佑自己,给生活带来安宁和愉快的诸路神灵,忽必烈发自内心地崇拜。

然而,青年时代即“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对佛教的感情,仍然是基于政治与利益的考虑。在多年的征伐生涯中,忽必烈积极结识宗教人士,与藏汉僧人均建立了密切往来。吐蕃喇嘛八思巴(1239-1280),是藏传佛教那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因精通各种宗教知识,学富五明,淹贯三藏,十七岁时继任萨迦派教主,成为西藏地方势力的显赫代表人物。忽必烈还在为王时,就于1253年从八思巴受密宗灌顶,并奉献财宝作为供养,对其特加尊礼。忽必烈与八思巴保持着密切联系。藏僧胆巴(?-1303)以弘传密教而著称,号“金刚上师”。他精通咒语,颇有灵验。忽必烈为王时所结识,礼其为师。忽必烈命伯颜攻取江南不克,曾问胆巴何以护神不出气力。 胆巴为宰相桑哥所排斥,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前往潮州,住开元寺弘传密教。晚年忽必烈有疾,又将其召回,在内殿建狮子吼道场,为己祈福。胆巴于1303年圆寂,元成宗为之在仁王寺建塔。

除重用藏僧八思巴、弘传密宗的胆巴,以及萨迦派高僧外,忽必烈还与汉地士大夫高僧,诸如海云印简、子聪(即刘秉忠)、雪庭福裕、全一至温等早有往来。

二、忽必烈与元初燕京佛教

由于元朝对各种宗教持宽容态度,忽必烈本人又特崇佛。史载“皇朝统御以来,迁官选士,发政施仁,开阐文风,尊崇佛教。官僚有慈善之德,士庶有礼敬之心,于是天下名寺多被敕修。至于乡间细民,有欲结善缘以邀福利者,虽倾赀布施,不吝也。释教兴隆,莫此为盛。” 时忽必烈坐镇燕京,对佛教事务积极参与。

1、设立机构藏汉共同参治

朝廷设立僧官制度,始于后魏赵郡沙门释法果,为沙门统。南朝梁代以沙门释惠超为寿光殿学士。北朝后周选拔僧众中学问优秀者为通道观学士。唐代以释彦琮为翻经馆学士。元代忽必烈统一海宇,以国师、帝师之号尊封藏僧,对汉藏高僧赐以“吉祥”之号。他设立释教总制院,主管全国佛教事务和藏区军政大事。至元十四年(1277),忽必烈“诏以僧亢吉祥(即华严宗僧行育,女真人)、 怜真加(即杨琏真加,河西人)、加瓦(即加瓦八)并为江南总摄,掌释教,除僧租税,禁扰寺宇者。” 建立总摄所,管理江南佛事。

至元二十五年(1288),改释教总制院为宣政院。史载“谕天下设立宣政院,僧录僧正都纲司,锡以印信,行移各路,主掌教门,护持教法。” 把权力下放到地方,实行逐层管理。至元二十八年(1291),并总制院入宣政院,立“行宣政院”治杭州。杭州的“行宣政院”,《至大金陵新志》卷六有载,云“从二品衙门,管领江南诸省地面僧、寺、功徳、词讼等事,设院使、同知、副使、佥院、同佥、院判、经历、都事、照磨等员。至元二十八年于建康水西门赏心亭上,开设衙门,系托克托大卿为头院使,三十年迁院杭州。” 此“行宣政院”是作为宣政院的分支机构存在,主要管理江浙地区佛教事务。

2、干预佛道与禅教之争

元朝蒙古民族为了取得中原统治地位,积极拉拢中原的宗教势力。金代发展起来的道教全真派道长丘处机为成吉思汗所召见,并赐号“神仙”,下令其掌管天下道教。道教因而迅速扩张,不仅与蒙古上层贵族往来密切,而且趁机侵吞各地佛教寺产。

忽必烈即帝位后,对各种宗教持宽容态度,道教重新获得支持和发展。至元十七年(1280),长春宫道士在王志真唆使下,自焚本宫仓库房舍,却诬为奉福寺僧所为,且以此为名,要人施舍钱物。六月,忽必烈彻查此事,对道教徒予以了严惩。至此,元初佛道之争暂告一段落。在道教经典的灰飞烟灭中,佛教夺回了曾经失去的寺产,忽必烈也以帝王之威表达了其对佛教的支持。至元三十年四月,忽必烈又下诏“敕江南毁诸道观、圣祖天尊祠。” 晚年的忽必烈对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的房中秘术甚感兴趣,故道教不幸再次遭受灭顶之灾。

3、支持修撰藏经及其书目

忽必烈在位期间,支持修撰《大藏经》,并诏令编撰了藏经目录。史载其下诏“以金为泥,命僧儒缮写《大藏经》一藏,贮以七宝琅函,祈流传万世。” 另据《释鉴稽古略续集》卷一记载,“帝命高僧,重整大藏,分大、小乘,再标芳号,遍布天下。帝命诸山师德,校补弘法寺久远藏经,鼎新严饰,以传无穷。” 大都弘法寺旧藏经板,即《金藏》,金大定十八年由潞州崔进女法珍刊雕进献。 忽必烈下诏校补印造,颁行天下。

4、佛化安置宋代皇帝

忽必烈时,还用佛教方式安置了南宋第七位皇帝,宋恭帝赵显(1271-1323)。赵显三岁登基,成为傀儡皇帝,由祖母谢太皇太后、母亲全太后垂帘听政,军国大权则掌握在权臣贾似道手里。1276年,元军伯颜兵临临安(今杭州)城下,谢太皇太后派文天祥等出使谈判不成(文天祥被伯颜扣留),遂抱着五岁的赵显向元军投降,宋恭帝宣布正式退位。谢太皇太后病死,全皇后至正智寺为尼,赵显封开府仪同三司、瀛国公,宫人皆祝发为尼,并赐给田地。 1277年,“勅令瀛国公往脱思麻路,习学梵书西番字经。” 赵显从此与其母分离,至死都未能再踏入江南。

三、结论

在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及统治元朝的时期,因为忽必烈崇佛并采取了系列措施,燕京佛教增添了更多藏传佛教的元素:

一是藏传佛教经典及艺术的流行与渗透。

二是藏传佛教的“摩顶”、“白伞盖佛事”成为盛大节日。

忽必烈病逝于1294年,但由这位“佛身现世间,佛心治天下” 的大元皇帝引领的藏汉佛教结合的特色一直保存下来。

[责任编辑:印媛] 标签:必烈 佛教 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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