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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净法师:八思巴对藏传佛教在汉地弘扬所起的作用

2012年10月25日 13:28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作者:理净法师

中国佛学院副教授、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理净法师做主题发言(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摄影:印媛)

编者按: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自成立以来,致力于佛教学术交流与发挖整理,在成功举办了“佛教节日与民俗”、“辽金佛教研讨会”两次年度学术研讨会后,又在成立十年之时,举办“元代北京佛教研讨会”,开辟了学术界对元代北京佛教研究的先例,填补了国内在该领域的学术空白。研讨会上中国佛学院副教授、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理净法师发表了题为《八思巴对元代密教在北京发展的影响》的论文,论文从八思巴的个人事迹、对密教当时在元大都的传播,以及对后来密教在北京发展的影响等几个方面,概述八思巴与密教在北京发展的关系。论文摘要如下:

引言

从成吉思汗时起,蒙古统治者就试图把喇嘛教作为联系西藏上层的重要纽带。元朝初年,八思巴为国师、帝师的身份,统领天下释教,推动了喇嘛教在藏、蒙和北方地区的传播。甚至影响到明清的统治者的宗教制度。

一、八思巴其人其事

八思巴,藏传佛教高僧,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吐蕃萨斯迦人。八思巴从小聪慧好学,八岁时能向人们讲经,1244年十岁的八思巴时就跟随萨迦班智达赴凉州与蒙古阔端王谈判。1251年萨迦班智达突然在凉州圆寂,十七岁的八思巴被临终的萨迦班智达任命为自己的法位继承人,萨迦班智达去世后,八思巴开始担任萨迦寺主持和萨迦派教主职位,成为萨迦派第五代祖师。

1253年八思巴应召觐见了忽必烈大可汗,当时忽必烈及皇家贵族二十五人先后在八思巴前接受灌顶并受佛大戒。1255年八思巴返回西藏从那塘堪钦札巴僧格受比丘戒。中统元年忽必烈继承大汗位,封八思巴为国师,并赐玉印,统领全国佛教事务。至元元年,又命八思巴以国师领总制院事统辖吐蕃地区的地方行政事务。至元六年八思巴创制出蒙古新文字,忽必烈加封为“帝师”。至元七年八思巴再次给忽必烈传授灌顶,忽必烈将西夏王的玉印改制为六棱玉印赐之,并敕封八思巴为帝师。至元八年八思巴离京赴临洮,此次离京之后再未回大都。至元十一年八思巴在皇太子真金率军护送下动身回西藏萨迦寺,至元十七年八思巴圆寂于西藏萨迦寺,忽必烈得知此消息后非常震惊,追赐“皇天之下大地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之号。

二、八思巴对忽必烈的影响

蒙古族原本信奉萨满教,信奉佛教是从阔端王开始的。1236年阔端王的军队攻打西藏,久战不胜,遂请萨迦派领袖萨迦班智达赴往凉州商谈归顺事宜。班智达携八思巴于1236年到达凉州,阔端王就在此时归依了萨迦班智达。

1、古凉州和谈,六盘山觐见

1247年,阔端王与萨迦班智达在凉州举行了历史上著名的凉州会谈。这次会谈非常成功,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几年后的1253年,八思巴在六盘山觐见蒙古可汗忽必烈。很受忽必烈的赏识,在八思巴的影响下忽必烈也归依了佛教。

2、尊为帝师,统领释教

1260年,忽必烈即位于开平,改年号中统元年,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国师”,令其掌管全国的佛教和藏族地区的政教事务。至元元年,忽必烈自蒙古上都迁都金中都后,即在朝廷内设立总制院,掌管全国的佛教事务和藏族地区的行政事务,授命八思巴以国师身份兼管总制院事务。1271年,忽必烈正式称帝,封八思巴为“帝师”、赐“如意大宝法王”。1288年,总制院改名宣政院,同枢密院、中书省、御史台并列,是皇帝直接控制下的元朝中央四大机构之一。八思巴也成为皇帝任命的元朝中央政权的一品高级官员。

八思巴被封为帝师之后,元世祖忽必烈欲颁诏在全藏独尊萨迦教法,禁止其他教派传播。八思巴听后进行劝阻,忽心烈听从八思巴的意见收取圣意,允许西藏各教派自由发展其教法。正是由于八思巴对忽必烈的个人影响,才是西藏百姓免遭战火之灾难,西藏的佛教也充分得到了发展,同时也是汉地佛教保存了势力,形成了当时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多信仰的民族文化融合时期。

3、八思巴文,功在千秋

至元六年,八思巴创制出蒙古新文字敬献元世祖,八思巴文为当时元代的官方使用文字,皇帝下达的诏书等官方用书都采用了这种新文字,这对元朝统治者统治一全国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也使全国文字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统一。

三、八思巴与密教在元大都传播的关系

1、宣政院的设立

宣政院是元朝统治者管理全国宗教事务和藏区政教事务的权力机构,在权力和管辖上与总制院相同,在级别上也属于一品官员。总制院就已经是中央政权四大机构之一,隶属皇帝直接管理,职位从一品级别。正由于帝师领宣政院事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因此西藏密教此时在大都得到了大范围传播,并且辐射到内地全国,宣政院的设立对西藏密教当时在北京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2、元大都密教寺院的兴建

西藏密教寺院在北京地区最早的出现应当是元代,由于元世祖忽必烈与西藏佛教领袖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八思巴的特殊关系,使得大批西藏密教寺在大都兴建。这些密教寺院成为中央政权统治者处理内地和边疆民族宗教问题的中心,同时也成为全国各民族之间相互交流的中心。其中最具代表的有:

(1)大护国仁王寺:

大护国仁王寺是元朝主管吐蕃政教事务和全国佛教事务的中央机构--宣政院的官署所在地。始建于元世祖至元七年,至元十一年建成。护国仁王寺占地面积之大,殿宇之宏伟,房舍之众多,土地、管理人员等之庞大,地理位置之重要和繁华,都说明了护国仁王寺对当时朝庭的重要性和朝庭对护国仁王寺的重视程度。

(2)大圣寿万安寺:

大圣寿万安寺是北京现存最早的西藏密宗寺院之一,位于北京西城阜成门内。万安寺的前身是永安寺,元代时重建永安寺改名为万安寺。至元八年元世祖忽必烈敕令在辽代塔基址上重新建造藏传佛教白塔,用以供奉释迦灵通舍利。万安寺之辉煌,造价之高昂,等级之高贵,皆非一般佛教之寺院。

(3)西镇国寺:

西镇国寺位于今西直门外白石桥附近,据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推定应当在今白石桥附近,或就是现在国家图书馆旧址。如果说护国仁王寺就是现在的五塔寺,那西镇国寺就应当是现在国家图书馆旧址,这里所指的“西(镇国)寺”、“白玉石桥”符合护国仁王寺的方位。

(4)兴教寺:

兴教寺位于都城内顺城门西大街,大约在今西单北长安街附近,后来不知什么年代拆除,曾经是元代重要的藏传佛教寺院。

除此之外,另外还有:大天源延圣寺、大承华普庆寺、大承天护圣寺、大天寿万宁寺、大崇恩福元寺、宝集寺等,据史料记载仅八思巴为“帝师”十年间,仅元大都就有几十座喇嘛教寺院建成,这可以说是历史上比较罕见的。也说明了元代密教在大都发展之迅速、势力之强大,这些都与“帝师”八思巴有直接关系。

3、密教佛事在大都的传播

从元世祖忽必烈开始,崇尚藏传佛教,接受帝师的传法与灌顶,举行各种祈祷仪式,以至宫廷内部的皇后、皇子,以及蒙古贵族都信仰藏传佛教。自帝师八思巴为忽必烈受佛大戒后,元朝历代帝王在即位之初,都要先受佛戒九次,才能登大位。

据史书记载忽必烈在位其间,大都皇城各种佛事活动每年都有百余次之多,每次人数都非常之庞大众多。并且,元代宫廷内的皇族和蒙古贵族们的喜庆、丧事等重大事件,均由藏传佛教僧人举行祈祷佛事。据史料记载:凡是帝后驾崩举行佛事后,还要将御容塑成影堂奉祀于喇嘛庙内。

四、八思巴对后来密教在北京发展的影响

1、元代帝师制度的沿袭

至元六年底,八思巴返回大都时,献上他创制的蒙古新字,为了表彰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之功,元世祖忽必烈敕命将八思巴封号由“国师”晋升为“帝师”,并给予了大量赏赐。

继八思巴之后,得到元代朝廷赏赐和封号的西藏高僧多达几十位,仅萨迦派一系得到帝师封号者就有十五位高僧,基本上元代的帝师职位都是萨迦派高僧担任,其他法派的封为国师或法王。正因为八思巴的“帝师”身份使得后来密教在北京的传播有了根本保证。

2、对明、清密教在北京发展的影响

明、清基本延续了元代对西藏佛教的管理制度,实行以西藏佛教界有影响力的高僧封号和赏赐来确立其地位,实行政教合一的管理方式。明太祖朱元璋采用“多封众建,尚用僧徒”的政策,对有影响力的各教派都给以封赐,并在经济上对西藏僧俗首脑人物厚予赏赐以示怀柔政策。明初对藏传佛教的政策,完全运用了元代的管理制度。

明朝中央册封藏传佛教噶举派领袖人物“大宝法王”,萨迦派领袖人物“大乘法王”,格鲁派领袖人物“大慈法王”。以此分散原萨迦派独居的藏传佛教政教一体的权力和地位,使得明朝中央能更好的对西藏地区实行管理,对西藏的宗教、民族、政治进一步掌控。

清朝政府也十分重视藏传佛教,以“兴黄教以安众蒙古”作为基本国策,从顺治到康熙,清朝中央政府册封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四大活佛,就可以看出清政府对西藏佛教的政策也是采用了元代以“封赏”为根本的怀柔政策。虽然是独尊格鲁一派。但是可以看出,清政府对西藏佛教的管理政策受元代的影响很大,仍然采用了封赏和政教合一的管理方式。

结束语

从以上各个方面总结而言,八思巴不仅是一位藏传佛教的著名高僧和宗教领袖,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更是一位学识渊博的语文家。八思巴的一生可以说是坎坷的一生,也是传奇的一生,十岁离开父母长途跋涉,生死未卜,对于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是很惨忍的事;十七岁接任萨迦派的宗教领袖,对于八思巴来说更是担子太重;二十六岁封为国师,更加非常人所能为,不仅成为萨迦派的第五代祖师,而且统领西藏佛教教务和西藏地方政治事务,并且统领全国佛教事务。八思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封国师的藏传佛教领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帝师”,同时也是第一位在汉地传播西藏密教的西藏高僧。八思巴不仅推动了藏传佛教在全范围内大量传播,同时也推动了汉族与藏族、蒙古族等多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为中国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责任编辑:印媛] 标签:八思巴 忽必烈 班智达 元大都 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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