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夏年：赵孟頫对“临济正宗”的另一种解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黄夏年教授做主题发言（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摄影：印媛）　

编者按：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自成立以来，致力于佛教学术交流与发挖整理，在成功举办了“佛教节日与民俗”、“辽金佛教研讨会”两次年度学术研讨会后，又在成立十年之时，举办“元代北京佛教研讨会”，开辟了学术界对元代北京佛教研究的先例，填补了国内在该领域的学术空白。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黄夏年教授发表了题为《赵孟頫与奉勅撰《临济正宗之碑》》的论文，通过对“临济正宗”的提出，赵孟頫撰文背景的分析，论述了赵孟頫对“临济正宗”的理解，及对后世对“临济正宗”理解产生的深远影响。论文摘要如下：

元代佛教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代，一方面中国佛教随着蒙古人问鼎中原，藏传佛教在中国内地开始大规模流传，改变了内地佛教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中国汉地佛教禅宗临济宗一派正在大规模兴起，径山中峰明本一系对汉地佛教影响巨大，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主流。而在元代佛教的发展史上，居士趙孟頫对佛教的贡献是显著的，本文对趙孟頫及其所撰的《临济正宗碑记》作一研究，以飨同行。

一、趙孟頫与佛教

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松雪道人，又号水精宫道人、鸥波，中年曾作孟頫，汉族，吴兴人。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秦王德芳之后。宋代亡后，其父亲也逝世，只好自立谋生，受尽苦难。至元二十三年，为程钜夫看重向朝廷推荐，元世祖召见，得到重用。由于赵孟頫的卓越才能，使他成为元代世祖之后的元成宗、元武宗、元仁宗、元英宗五代老臣，善终于斯。

赵孟頫除了参政议事之外，他更多的是在做元代的文化事业，元帝尝与侍臣论文学之士，以孟頫比唐李白、宋苏子瞻。但是对后人影响最大的是他的书画，他开创元代新画风，被称为“元人冠冕”。元世祖又称赵孟頫操履纯正，博学多闻，书画绝伦，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赵孟頫书写的与佛教有关的书法也受到后人的称赞，

赵孟頫是高僧中峰明本的弟子。赵孟頫除受中峰明本的心要之外，还与佛教界多名高僧关系尚好。由于赵孟頫文学天分恃高，文人泰斗地位不可憾动，因之他经常受到皇帝的敕令，以及应他人之请撰写各种文体文，其中有关佛教的文字也非常多。这些文字或书碑内容广泛，文字生动，记录了大量的元代佛教史料，对研究元代佛教无疑有着重要价值。

二、《临济正宗之碑》之内容

《临济正宗之碑》是赵孟頫奉勅撰写的佛教碑文，收入《松雪斋集》卷九里面。通读以上原文，可知全文共有六层大意。第一段是叙佛法的原理与禅宗的由来，“世尊拈花，迦叶微笑”而成禅宗不言的教外别传特色。第二段简略介绍禅宗中土之传法脉之由来，由达磨而至临济的简历。第三段说临济下的传法，由临济下传十二世到海云印简之经历。第四段云海云禅法特质以及由他而下的二位弟子，海云与元世祖之间的合作关系。第五段介绍了海云的法孙西云大师与成宗朝的关系，强调了临济一宗在元代发展，以及撰写碑文的由来。最后一段是铭文，对上述的文字做了一个总结。总之，这篇文章的中心是介绍了元代临济宗海云印简一系的发展，以及海云弟子从元成宗统治者的手里获得了敕赐，给予“临济正宗之印”，临济宗在元代成为汉传佛教里面最有势力的一派，“由是临济之道愈扩而大”。

三、“临济正宗”说来自宋代禅宗高僧圆悟克勤禅师

说早在宋代就已经有了“临济正宗”之说。圆悟克勤是宋代高僧、临济宗杨岐派人，曾经住持过数座寺院，并且先后受到宋徽宗和宋高宗的敕赐，圆悟下有二大弟子，为大慧宗杲、虎丘绍隆两支。临济宗就是在圆悟和弟子们的努力下开始有了新的发展。

宣和六年圆悟禅师被旨都下天宁寺，大慧宗杲听说造访天宁寺，聆听了圆悟升堂说法，果然与平时听到的法师讲法逈异不同，随即倾心依附。后于听圆悟说法之后，豁然顿悟，并得圆悟认可。此后宗杲充为侍者，宗杲与圆悟同住，出入其室，圆悟专门为他讲解有关知识，密加妍练。虽然圆悟有“垂慈救弊”，直指人心的一片苦心，但是在宗杲看来这样的方法还是不能完全反映出真正的临济正宗的特色。

四、《临济正宗之碑》对“临济正宗”的转换

圆悟的《碧岩集》虽然被宗杲毁了版，但是由于他在教内的崇高地位，故他所提出的“临济正宗”说被后人给继承下来，并且做了更多的发挥，成为宗门的流行语，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赵孟頫奉勅撰《临济正宗之碑》是在元代，若按《元史》所说，《临济正宗之碑奉勅撰》或撰于江南，或者是在他进入北京之后所撰。笔者认为，《临济正宗之碑》应是受仁宗皇帝所敕撰写，因为碑文里面曾经说到，“今皇帝钦承祖武，独明妙心，刻玉为印，以赐西云。”“祖武”即是武宗，“今皇帝”就是其子仁宗。因此，此碑文不应是至大二年所撰，而是应在“皇庆”年间（1312－1313年）或延祐初年（1314－1320年）所撰，也是赵孟頫传进入京城后所为，故《北京佛教石刻》将此碑放在了延祐年间的板块里面，应该是对的。

碑文里面提到了“西云安公”在佛教的史书里无传，但是外书里有其事迹。言其文学造旨颇高，与当时的文人来往密切。作为文坛领袖赵孟頫自然也与西云有过酬唱，由其所作《次韵西云长老赠周仲和》可知，赵孟頫对西云是了解的，所以把他写进了碑文之中，并且给予了很长的篇幅。

《临济正宗之碑》记载的是北方佛教的事情，为以海云印简一系为中心的临济宗一派的历史。《临济正宗之碑》虽以佛学义理开头，但是中心则在于介绍临济宗的法脉，强调了自摩诃迦叶廿八传到东土菩提达磨初祖，再到六祖慧能大师，十祖临济义玄，又自临济义玄到海云印简，以及印简之下的可庵朗赜，庵儇朗公，及其法孙西云禅师之薪火相传的法脉。回溯辽金完北京地区的佛教，在辽代与金代是万松行秀一系的曹洞宗势力与影响最大，但是到了元代以后，海云印简一系的临济宗开始崛起，产生了更大的影响，特别是得到了仁宗皇帝敕赐的“临济正宗之印”，这一系已经成为北京地区势力最大的一派，加之赵孟頫本身就是江南临济禅宗中峰明本的弟子，由他代替皇帝撰写《临济正宗之碑》，也可以视为包含了他本人的愿望在内，所以，这既是元代统治者扶持海云临济一派的结果，也是赵孟頫的心中诉求，或者说是与佛教界和仁宗联手的结果。

元代统治者取得了全国大部领土之后，定都北京，在这个形势下，统治者接受了赵文定的建议，以儒术治国，厚待士贤，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纳入了像赵孟頫这类的优秀人才。

对于宗教，元代统治者也有政策，朝廷曾经召开过佛道二教的论辩会，道教告北，佛教占了上风。这时的佛教除了禅宗的临济、曹洞两大派之外，华严、律等小宗也仍在流传，而且还出现过禅宗的附流糟糠禅，虽然这时佛教里有过吃教坏教的狮子虫，但是从总体上说，元代的宗教形势是好的，除佛教以外，各种宗教皆在流行，作为元代第一大宗教－－佛教，其对国家政权的稳定是不可忽视的，能起到“皇帝万年，正法永传”的功效。海云的弟子刘秉忠扶佐元世祖平定天下，借此因缘，海云一系的临济宗得到元代统治者的青睐。仁宗皇帝就是顺应了历代前王的遗志，加上赵孟頫翰林侍读学士的特殊地位与影响，于是对临济宗格外有加。

由此可见，《临济正宗之碑》的撰写，不在于其禅法义理的坚持与正确于否，而在强调的是其在宗门中的正宗地位，圆悟无勤禅师与大慧宗杲禅师生前所努力为之并强调的“临济正宗”的大机大用，快捷迅速，机锋竣烈，具正法眼的临济禅法，到了赵孟頫笔下，一转而成为维护宗门之内的正统地位，取得教内领导权的含意，变成了国家与政府的意志了。

五、《临济正宗之碑》的发展与影响

《临济正宗之碑》由名臣、文人赵孟頫所撰，突显了其文化价值，但是更重要的是此碑的撰写正式开启了后出的“临济正宗碑”模式，对后出的明清佛教临济正宗碑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从元代开始，“临济正宗”更多的是代表了宗派的意义，具有正统法脉的含义，特别是时间越往后，“临济正宗”四个字更显示了其正统的意义。到了明代以后，其宗派的意思明显地超过了禅法的意思。

不唯如此，自从赵孟頫的《临济正宗之碑》之后，佛教界内接着出现了不少以此为名的碑文，仅笔者就先后在重庆、河南与台湾见到这种碑文。

总之，“临济正宗”四个字从最初的禅法施设到宗派肯定的转变，走过了一个漫长路程，这是佛教中国化正在不断深入的表现，也是佛教界内部力量重新整合与竞争的结果。圆悟克勤禅师提出了这个概念，赵孟頫居士推动了他的转变，之后不管在禅法还是在宗派上都深刻地影响着佛教的历史发展，至今“临济正宗”仍然不断地被人们提起与引用，这是圆悟禅师与赵孟頫大师生前可能都没有想到过的事情，也是中国佛教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