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文明在破解古文献中“复活”

2011年09月05日 11:00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杨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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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五位出土西夏文献的天梯山石窟。(图片来源：人民网 摄影：杨雪梅)

黑水城遗址(图片来源：人民日报 摄影：杨雪梅)

西夏文草书(图片来源：人民日报 摄影：杨雪梅)

在中国历史的长卷里，西夏王朝似乎是一个缺席者——强大的元朝在修史时只修撰了《宋史》、《辽史》、《金史》，却未修西夏史。西夏王朝在不足200年的时间里，发明了西夏文，翻译了大量汉文献，创造了灿烂多姿的文化，但随着王朝的灭亡一切似乎也戛然而止，只有那残留在各地的佛塔、古城、废墟在落日里吟唱。后人了解西夏社会，一直缺少足够的史料。如今通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大量西夏文献得以公布，西夏研究不断深入，它的神秘面纱正在逐步褪去……

从酒泉沿国道一直往北，当一望无际的大漠戈壁孤烟散尽，就到达内蒙古自治区的额济纳旗，黑水城就在那里。 

它始建于西夏时期，是现今已知唯一一座用党项族语音命名的城市。1909年6月，俄国人科兹洛夫来到黑水城，进行了9天的挖掘后，用骆驼驮走了40箱约上万件的西夏文物文献。后来他在圣彼得堡展出了这些文物文献，西夏学就此诞生。 

一个世纪以来，西夏文献、文物有重大发现。随着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合作的大型文献丛书《俄藏黑水城文献》以及《中国藏西夏文献》的出版，复原曾经的西夏王国正在成为可能。 

社会文书打开另一扇门 

“研究西夏文字仅仅是西夏学研究的一部分，通过对西夏文献的研究复原或者说呈现那个王朝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也是西夏学研究的目标。”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史金波对记者说。 

发现西夏社会文书正是打开西夏学研究另一扇门的钥匙。1997年史金波在第三次到圣彼得堡整理黑水城文献时，看到了被存放在110个盒子里的被俄罗斯人称为“烂卷子”的西夏草书。但对于识得西夏草书的史金波来说，“烂卷子”就成了非常罕见的宝贝。“这些西夏社会文书，既有买卖和借贷契约、账册、军抄文书，还有户籍、诉讼文书和信函等，计有1000余号，反映了西夏社会基层最真实的情况。对于它们的翻译、研究困难重重，不但需要提高对草书的识别能力，还需重新学习包括户籍、租税、典贷、商业等中国经济史以及相关的研究著述，同时还要对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及研究情况进行对比。” 

古代户籍制度，自秦以来，已有2000多年历史，至唐渐趋完善，然而西夏社会的户籍制度，在史料上几乎一片空白。西夏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虽涉及户籍家庭条款，但无实例。史金波曾破译了一件长度达3米、密密麻麻写了近200行的西夏文草书。这是一个西夏时期黑水城的户籍登记簿，上面记录了黑水城79户人家的户口登记情况，一家8口都是党项人，居住在黑水城中，家中有3峰骆驼、10头牛和80只羊，另外还拥有3块水浇地和1块杂地。西夏时期著名的法典、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成文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开荒者所得生地归其本人及族人永久占有，而且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当生地变成熟地以后，还有减免土地税的优待。看来西夏地广人稀，政府鼓励农民开荒。 

军抄文书反映的是西夏社会民众军事组织形式和政府的关系。抄是西夏最基层、最小的军事单位，其作用十分重要，是兵民一体的重要的军事组织。西夏男子成丁后多要入抄，在申报土地、人口、牲畜、财产、户籍账籍中，都要叙述家庭成员和军抄的关系。可以说，西夏男丁几乎都是军队战士，和平时期为民，战争来临马上转为战士。“史书记载西夏人长寿，但我还是搞不明白军抄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80多岁的老人。”史金波笑着说。 

还有西夏的契约租赁制。史金波通过研究西夏草书，发现在西夏，租赁行为常常发生，而且大多发生在春夏青黄不接的时候，已经建立起的制度也非常繁复，不但需要当事人签字画押，而且需要当事人的家属也在场。一旦违背相关规定，惩罚相当的严厉。“西夏的税赋很重，有农业税，人头税，商业税，尤其是农业税，一块地交多少粗粮，多少细粮，出多少天工，交几捆草，还有灌溉用水交多少税都写得清清楚楚。那时西夏人卖土地时连土地上的房子也一起卖，大部分是卖给寺庙，说明当时的农民居住比较分散，经常迁徙，所以会把房子也卖掉。”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西夏文献文物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将用8年的时间，整合全国相关学术力量和资源集体攻关。西夏的经济社会、典章制度和世俗百态都是研究的子课题。“我们对于西夏的认识会越来越清晰。” 

西夏是个善于吸收的王国 

武威，古称“凉州”，为河西重镇，也是西夏王国的陪都，自然也是西夏研究的重要一环。在武威博物馆可以看到《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1804年，清代学者张澍辨识出了这座石碑上的“奇怪”文字为西夏文，从而揭开了中国学者研究西夏文字的序幕。该碑两面刻文，一面为西夏文，一面为汉文，诸多文字仍然清晰。   谈起西夏人在武威留下的痕迹，就不得不提活字印刷术和瓷器生产。 

我国古代著名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了北宋时期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的历史，但由于当时的活字印刷品未能流传于世，以致后来有人甚至怀疑活字印刷术是否源于中国。 

孙寿龄，曾经是武威博物馆的副馆长，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研究中心的学术委员。1988年9月，他和同事在武威亥母洞寺遗址清理残存文物时，发现了西夏文佛经《维摩诘所说经》（下卷）。孙寿龄分析研究后发现，《维摩诘所说经》具有“行距不直、笔画变形、着墨不均、偶有断笔”等活字印品独有的特征，与雕版印品有明显区别，他判定：《维摩诘所说经》不仅是活字印刷品，而且是泥活字印刷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