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在开展的轰轰烈烈的佛教环保事业上，杨惠南教授就指出这种看似兴盛的环保事业不仅欠缺深入的佛教理论作为推动环保工作的理论依据，而且过分强调内在的心净更甚于外在的环境。众所周知，任何国家的最大污染源都不是来自于家庭垃圾或是个人的破坏行为(如随手丢垃圾、砍树等)而是来自于资本家和政府由于掺杂了利益的问题而没有做好环保措施。因而环保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个人生活方式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漫无节制的经济成长与激烈的争夺竞争，乃是台湾环境劣化的原因。”而现在所推行的环保运动多是注重对人们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忽视了对深层政治、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批判。

杨惠南教授将之称为“美容师型”，意思是只注意到环境的消费面，例如消除垃圾或废物利用，而不追究是谁在制造垃圾。因而回避了对于制造污染的资本家和政府的批判立场。再如在宗教福利事业，王顺民在《当代台湾佛教变迁之考察》中指出，现代台湾佛教的宗教福利事业理念还是源自于传统佛教教义，诸如像是看病功德最大、福田以及无常等等观念，这就使得当代佛教福利事业的发展模式只能是局限于直接提供福利服务，而无法像西方宗教那样直接深入到质疑政府措施，并表明立场乃至于直接谋求参政途径等等服务模式。

比如慈济医院的设置乃是由于过去医院的保证金制度以及偏远地区医疗资源的匮乏。但在庞大的慈济全省医疗网被架撑起来时，却没有人去质疑台湾地区整个医疗资源配置不均的结构性事实。像这种主动、示好的合作形态的以传统慈善性为基调的救济事务，不仅是政府当局所乐于见到的，而且也与国家机器之于西方宗教团体的互动型态有着明显的差异性。换而言之，当前台湾佛教所从事的工作本质上还是仅仅限于“残补性”从事医疗济贫传统的济众工作；“替代性”骨髓捐赠资料中心；“合作性”像是佛光山接办高雄县政府兴建的老人公寓；根本没有上升到批判性持以监督的立场，以及谋求将自愿部门的意见真正融入公共政策厘定、参考之中。

此外，在一些涉及到社会公义的问题上，像是人权关怀、社会改革、卫教护法等等，虽然当代佛教也向前跨出了一步，但是，还仅是停留在僧尼个人性小规模的行动诉求，而没有形成制度性的诤言管道。也就是说，对于种种深层次的社会性问题，当代台湾佛教还没有给予正面的响应以及深沉、结构性的思考。

有学者指出，佛教之能贡献于当今或未来社会的，不在于它能如何适应现代、可应用于现代社会之中，而在于它的理想价值悬设与现代社会的矛盾冲突，在与它之于现实社会的前瞻性与超越性。因而台湾佛教不应仅仅停留在早期的社会适应层面，而应当提升到社会关怀和社会批判层面，树立起佛教对于现实社会的超越性和批判性，这正是当前台湾佛教发展过程中所应引起重视并遵循的。

现代台湾佛教在蓬勃兴旺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诸如佛教根本精神的缺失，过度商业化、世俗化以及各自为政、山头林立等问题，说到底，就是佛教现代转型过程中如何协调好适应现代社会与保持佛教精神两者之间关系的问题。

在整个佛教发展史中，如何保持佛教根本精神同时又能够适应世俗社会形式一直是困扰佛教发展的难题，教义的佛教(佛教的根本精神)和佛教世俗形式(佛教在现实社会中的存在形式，诸如教团制度、戒律仪轨等等)作为佛教不可分割的两个层面彼此之间却又很难协调。在最初，佛教之所以强调外在的形式，乃是为了协调修道与外在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保障解脱或成佛的更好实现。但世俗佛教的过分发展常常会导致佛教根本精神的衰落，也即老子所谓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佛教的世俗形式源于佛教的根本精神而又损害着胜义的佛教，这是佛教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二律背反，对于这一点，佛陀早已有所预见“狮子身中虫，自食狮子肉。”

真正能够毁损佛教的不是外在的力量，而正是各种形式的世俗佛教本身。当前台湾佛教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就是“适应时代方便的多，契合佛法如实的少。”在适应现代社会的同时却失去了应有的超越性、批判性的佛教根本精神。在现代社会中，宗教的世俗化也是世界上各大宗教的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佛教作为宗教，本质就在于其批判现实的超越性格。如果不保持胜义佛教的超越性、批判性精神，佛教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因而，如何在现代化的社会中使佛教化世俗而不被世俗所化，是今后佛教发展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