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鉴于此，许多有识之士都纷纷倡议台湾佛教界试着协调统一办事，合作事业，共享佛教资源。近年来佛教团体在若干议题上像是反贿选、器官捐赠、生活环保或是心灵净化等等方面，也开始出现了一致性的共识与步伐，但是，一旦涉及到实质利益与权力的运作时，台湾佛教界还是没有取得较为一致性的共识，诸如佛教大学的筹设、宗教法的修定、僧伽人才的养成(学制、联合文凭等)、僧伽保险、佛教艺术创作的本土化风格以及宗教福利资源整合等等议题的检讨。由于牵涉到道场自身利益，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短期内可能难以有大的改进。但是至少也要学着在相互协商之后，再各自谋求发展，将佛教的资源作有计划的合理利用，如此，台湾佛教的事业发展才会比较容易有特色和成效。

其实，在台湾也早有人指出，从佛教发展史来看，早期教团的分裂，及中国屡次引起的排佛运动，都无法排除其中寺院过于富有及其带来僧团腐化的经济因素。

江灿腾在台湾《佛教文化》1991年11月号上，发表题为《台湾寺院经济的来源与管理》的社论，和《当前台湾寺院经济问题的省思》一文，就告诫必须考虑到佛教资源的合理分配问题。不要将台湾社会环境所能提供的资金，作几乎穷尽式地汲取。应该事先考虑到，一旦资源不足时，又如何维持庞大的道场开销，以避免发生“树倒猢狲散”的凄凉状况。近年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已经提醒我们：当泡沫经济消退时，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泡沫佛教”也必然消散!而且这对于台湾整体佛教的形象也会造成极大的伤害。

三、  社会批判意识的淡漠

台湾佛教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配合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佛教体制的改革。今天的台湾，佛教已与现代资本主义商业体系有了复杂的共生关系。这也使得佛教在讨论现代性之问题时，往往倾向维护现行体制，或避开对主流社会体制的反省与批判。就在佛教适应新环境，与现代社会结合的同时，佛教的批判正在消失。

不再有人从负面角度来看待现代以及现代性，从佛教的观点去批判社会中的不公正、不正义、不人道，去质疑科学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去反对科层组织官僚化的企业体系，以及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批评。现代台湾佛教在适应现代社会的同时却失去了佛教应有的超越性、批判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