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闭关时期，外间的佛教关系有堪记者：才过两三个月，仁山即专到普陀来访，以文希时已接任扬州天宁寺方丈，要办僧学及编发月刊，使仁山专来邀请。我以决心要自修数年，力辞不出。后文希在扬州未及一年，又被人驱走，卒致还俗失踪。而上海哈同花园请月霞法师主办华严大学，是秋亦已开学，要算得佛教的一件盛事，后来的持松、常惺、戒尘、慈舟、了尘、慧西等皆出其中。然未及三月，因哈同夫人要全体学僧向其顶礼，闹得学僧全体离去，改迁于杭州海潮寺继续开办，有学僧散来普陀就我求学者，因告以详情。我在关中，印光法师、了余和尚时过谈，后志圆、玉皇亦时至，尤以民五（1916年）道阶法师来，剧谈数日为酣畅，见所作道阶法师略传。

民四春，了老接任普陀前寺方丈，遂时有关于普陀山的文件来托我办。记得内中最重要者，为普陀山的田地向免粮税，此时政府要令登记缴地价完税，否则充公，招人民购领。以浙省长屈映光到普陀曾与了余相识，乃由我主办文稿，一方面以了余个人函托屈映光；一方面由普陀全山公呈省署转呈中央国务院。山以外所管已开垦，未开垦的田地，准予登记完税，不另纳价；普陀山以内的全岛，则完全划归僧有，不与人民杂居，仍照向例免征地税。此事在当时辛达完全目的，但后来有无变化，迄今未有所知。这一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内有日僧来中国布教条款，有人作“中国的阿弥陀佛”一书为驳斥，辞义精辟（获读后，于密宗始发心探讨）。因此，孙毓筠、杨度、严复等，请谛闲、月霞、道阶就北京讲经，表示中国亦信祟佛教，无待日僧的传人。但筹安会帝制议兴，孙毓筠等名列六君子，故道阶虽在北京而未允其请。月霞到京讲数日称病南归，独谛闲兴高采烈地留讲于宣武门外江西会馆，且传袁克定亦来皈依听讲。未几，有明令取消佛道会教，公布内政部制定的管理寺庙条例三十一条，其条例付地方官以限制僧徒及侵害教产的伟大权力。北京僧觉先，首即揭谓系出谛闲请求，列举要害，呼吁全国僧众咸起反对。我响应觉先，曾有论文发表。次年，袁皇帝虽死，但此条例直至民国九年，由程德全面请徐总统，始撤销或修改，已记不清楚。民五夏，孙中山先生莅游普陀，时道阶法师适在山，了余方丈等招待极为周到。我在关房中，曾托了老请孙题《昧盒诗》录的封面。晚间孙去后，了老来告我：孙登佛顶山时，忽睹一奇境，回至前寺记写一文甚详。送孙登舟返寺，此文已失去为惜。但此文系为当时一侍者所窃藏，后二十年始发现公布于《佛教日报》。民国六、七年间，又发生陆军部要将德国俘虏收容在普陀山之事，了老商我呈部恳免，幸未成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