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雷泉：走出中国佛教教育困境刍议

2011年10月12日 09:58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作者：王雷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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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宗教学系主任王雷泉

一、检讨三种佛教教育模式

我们把佛教教育界定为：向社会各界传递佛法的观念、经验、礼仪、制度，并使佛教教团自身得以延续的方式与方法。佛教教育属于宗教传播学与宗教组织制度的范畴，它是佛教与世俗教育的结合部。佛教教育的终极指向，是唯证乃知的觉悟成佛，但其在社会中的表达方式，则属于运用言教的世俗谛范畴。

借用“藉教悟宗”这一禅宗术语，佛教教育是通过言教的途径，达到入佛悟境的教育目的。若把具有一定的师生规模，讲究一定的教学方式，作为界定佛教教育的基本要件，那么在中国历史上，至少存在过“译场讲学”、“丛林熏修”、“专业院校”三类佛教教育模式。

（一）译场讲学

它主要解决印度佛学向中国传播这一时代课题，由此展开世界文化史上空前伟大的文本翻译。佛学义理的阐释，佛教知识的传递，主要围绕着佛经翻译进行。前期多由政府提供场地和资金，由精通三藏的大师选拔知识精英，进行课题任务编组。译经中的讲解、研讨过程，同时也就具备了学术薪火传承的教育功能。晋代鸠摩罗什主持国立译场，集名僧八百，有徒众三千，其规模几可比肩于现在的“国立大学”。唐代玄奘主持国立译场，精选助手二十三人，译经千卷，颇类似今日的研究所或编译馆。清末杨仁山运用民间力量举办金陵刻经处，奠定了中国近代佛教复兴的基础。欧阳渐继承杨仁山事业，倡导“讲学以刻经”，为这一类型的教育模式作了精辟总结：“予，士也。予之所事，承先待后之事也。释迦以至道救世，承其后者事乃在于流通。迦叶、阿难，结集流通；龙树、无着，阐发流通；罗什、玄奘，翻译流通。自宋开宝雕版于益州，至予师杨仁山先生刻藏于金陵，为刊刻流通。”翻译虽然是这一类型教育模式的主要标志，但并不是唯一的形式。佛教思想和知识的传递，适应于不同时代的时节因缘，必然会相应采取结集→阐发→翻译→刊刻的不同形式。

（二）丛林熏修

佛教进入以儒教为国教的宗法制社会，始终面临着在儒释道三教关系中，佛教如何保持自己的出世品格和修证精神这一时代课题。太虚称“中国佛学的特质在禅”，把以道安──慧远一系的本佛、重经、博约、重行之风格，视为中国佛学的主流。其教学风格是注重僧格的养成，身教尤重于言教。佛教领袖人物对中国文化精神、世法与出世间法都有很高的素养，故能影响知识精英而激荡时代思潮。唐代由马祖、百丈建立的丛林制度，不仅对禅宗，而且对整个中国佛教都有殊胜的意义。“禅堂是禅宗丛林的教育中心，僧众的常课，便是真参实证，老实修行本分下事。（中略）当然，禅宗并非绝对不讲经说法。丛林的住持和尚亦时而在法堂正式说法，随时随地，把握机会教育的方针，因事设教，并无定法的。”

（三）专业院校

清末民初，中国步入现代化过程，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佛教在更加广阔的宗教生态中，面临着如何回应强势的基督教挑战的时代课题。中国近现代的佛教兴学，具有面对庙产兴学等生存性危机，重建佛教教团的意义。在文化教育层面上，亦有着回应基督教教会大学挑战的意义。基督教从神学院系统，到面向社会公众的普通教育，办学既是教会发展的一贯传统，也是向外传播的主要途径。基督教兴办的学校，带来完整的办学基础和完备的教学管理制度，与传统佛教的丛林教育形成极大对照。近代具备新式教育精神的佛学院，成为丛林制度与西方教育的综合体。在二十世纪又次第以两种形态展开：一是由佛教会或丛林主办，以僧伽教育为主的佛学院系统；二是由佛教团体举办并向教育主管部门立案的佛学研究所，以及一般大中专院校。第二种类型的院校，当前正在港台地区蓬勃开展。以佛教的资源投入世俗教育，以兴学的渠道参与社会、深入人间，看来已成为各办学单位的共识。

二、佛教教育的困境与误区

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对佛教教育的理解和具体实施，几乎都局限于僧伽教育；在办学形式上，则几乎都是仿照世俗教育的全日制学校模式。这种办学方式的效果已引起海峡两岸、教内教外学者的反省。迄1949年为止的全中国僧教育，释东初断言“可谓是彻底的失败”；从1948年至1991年四十三年中台湾佛教教育的成就，蓝吉富认为“仍然无法让人满意”；闽南佛学院前院长妙湛法师指出，中国大陆从恢复落实宗教政策以后，“近十几年来，各地佛学院办了不少，成才者寥寥无几，这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笔者在十年前参加过“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和“全国汉语系佛学院教材编审委员会”这二次会议，十年过去了，中国佛教教育也取得一定的成就，但至今依然在困境中徘徊。这十年来的蹉跎表明，若不从思想层面痛下反省，即便连操作层面的教材建设都不可能顺利进行。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大陆地区的佛教界和学术界至今依然存在着“三资危机”：师资断层，资金短缺，资料匮乏。相比较而言，学术界更缺的是“有贝之财”，佛教界则更缺“无贝之才”。近年来，政府推行“科教兴国”国策，学术界缺“有贝之财”的困境将会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而赵朴初先生十年前提出的“称职、合格的佛教人才奇缺”这一现象，现在依然是阻碍佛教事业发展的瓶颈。法不孤起，待缘而生。考察中国佛教教育事业，离不开中国社会的大环境，特别是最近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对佛教所带来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我们把当今佛教教育的困境与认识误区，放在经济、政治、精神三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大环境下考察，主要可归结为下述四点：

（一）佛教主体软弱，神圣性资源流失严重

社会各界对佛教的无知和偏见现象依然存在，教内有相当一部分佛教徒对宗教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之认识暧昧不清，导致信仰淡化、缺乏主体意识和团队精神，教团组织软弱松散，世俗化倾向严重。在教不言教，实为当前佛教界的流行病。这种状况的存在，模糊了佛教教育的根本目标。片面仿效世俗学校之学制和师生职衔待遇，造成非僧非俗之政策导向，学修一体化和寺院管理丛林化得不到制度上的保证。

（二）团契精神淡漠，凝聚不起必要的教育资源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在同样的政教环境下，基督教依靠教团的力量，已经在全国各个大区办成具有可观规模的神学院。国外佛教亦依靠宗派的力量，兴办起几十所拥有数千乃至上万师生规模的佛教大学。但我们仍摆脱不了“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传统心态，团契精神淡漠，教团组织无法凝聚起成规模的教育资源。在办学形式上，各自为政、遍地开花的“小而不全”式佛学院，浪费了本已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现有的几十所培训班、佛学院、研究所，绝大部分院校的师资和学生程度参差不齐，学制又互不衔接，教学设施和教学水平无法与海外同类院校相比。

（三）教育范围狭窄，学制管理失序　　

在教育对象上，仅限于僧人这一狭窄范围，而忽略了居士教育与佛教团体工作人员、佛教实业从业人员的岗位培训教育。在佛教的宗教地位尚不坚挺的现阶段，这种自我封闭的教育格局，使僧教育无法保证足够合格的生源。而在佛教界的各级岗位上，大量既未经过系统的宗教政策训练，又未受到佛法知识熏陶的工作人员之存在，很难成为推动佛教教育的有力增上缘。至于面向社会大众的佛教文化教育，因受上述理论观念的困惑，尚未走上正轨。佛教在信仰、社会、文化三层圈中的有限资源，并未得到整合和有效运用。

中国佛教作为主体力量，对教育成果和人才培养进行考核、评价的权威体制，尚处于缺位状态。由于佛教主体软弱、团契精神淡漠、学制管理失序，佛教事实上是借用政治性权威和学术性权威，对教育成果和人才进行考核、评价。这种做法，又加重了佛教世俗化的进程。缺乏信仰权威的教团，无法形成吸引人才的良性环境，佛教人才和智力成果不断向教外和境外流动。同时，却因害怕“渗透”而不敢大量引进海外佛学研究先进成果和教学人才以为我所用。当中国佛教最可宝贵的丛林精神这一优势面临衰退的时候，佛学研究和教学却依然在低水平上徘徊，其灾难性的后果，将是很快抵消掉祖先留给我们的佛教历史文化资源。

三、走出困境的四项建言

佛教包摄信仰、社会、文化三层环圈，具有宗教、政治、学术三重标准，面对着加强佛教自身建设、协调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以及繁荣学术文化等三大任务。佛教教育的根本目标是造就一批续佛慧灯、弘法利生的高僧大德，并以此为核心，建构起统一强大的佛教教团。从这个根本出发，由体起用，以主驭宾，才能更多更好地培养出佛教的社会活动和资生事业人才，以及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人才。当前佛教的困境，表明在信仰、社会、文化三个层圈中还存在着窒碍。笔者在此重申十年前提出的“广义佛教教育圈”，试图为对治当前佛教教育的困局，提供一种理论思考的模型。

佛教教育圈的运转可概括为重建主体，改善环境；收缩核心，扩展外延。佛教教育塑造着佛教教团之主体，它同时又受到现存教团的信仰素质、组织规模和文化品位之内部环境的制约；佛教教育改善了社会和世俗文化的外部环境，它同时又受制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程度、社会对佛教的理解和容忍度，以及学术界对佛教文化的研究能力和水平。主体的塑造和环境的改善，是一个互为因果，相互增上的辨证过程。收缩核心，即真正按佛教的规矩和标准办好僧教育，并运用统一教会的权威促成四众弟子对高僧大德的向心力。扩展外延，即按照佛教事业的需要，从信仰层圈出发，向社会层圈和文化层圈拓展，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流教育。

将上述十六字方针展开，即在现行办学形式和教学方法上作重大调整，可概括为四句话：开源分流，公私兼顾，因材施教，名实相符。

四、成立佛教教委有无可能？

十年前在上海“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成立了“中国佛教文化教育基金会”，下设“教材编审委员会”。当初成立的本意是一个起规划、评审、咨询、协调作用的机构。在组织形式上，“教材编审委员会”可以说是从近代基督教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中国基督教教育协进会”之前身）获得灵感。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这二个组织，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当自上而下的“公办”形式在实践中证明无效时，能否考虑以自下而上的“民办”形式，然后再以“公私兼顾”的方式，重组一个由全国佛教教育单位共同参加的权威机构：“中国佛教教育委员会”？

笔者在《关于协调中国佛教教科书出版的建议》和《论教材建设在中国佛教文化教育事业中的地位》中，对于这个机构的具体运作已有论议，现再整合为以下意见：

（一）展开教学调查和学科评估

这个调查包括现有佛学院和研究所，拟议中的居士教育，亦可延伸到世俗大学的佛学课程和人才培养。调研内容为各种佛教教育形式的课程设置和教材需求，师资力量和教学方式，以及海内外佛教图书和教材的出版情况等三个方面。

（二）举行教学研讨活动

每个院校都有自己的教学特点和强项，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结合重点学科的建设，由“教委”出面主持，每年寒暑假在各佛学院轮流举办教学研讨班，时间从半月到一个月不等。聘请海内外、教内外公认的高僧大德和专家学者主讲，学员主要为各佛学院青年教师，并向主办学院的高年级学员开放。不搞面面俱到、蜻蜓点水式的讲座，在佛教概论、中印佛教史、各专宗专论和基本经典上，一个专题一个专题的进行讲授和讨论。每次解决几个教学难点，每次都使学员有实实在在的收获。几年下来，可以使现有的师资水平提高一截。这种研讨班又同重点研究项目结合起来，使研究成果及时运用到教学实践上去。现场录音录像经出版单位剪辑制作，可发行到各教育单位。同时在各佛教刊物上开辟“佛教教育”专栏，对教学上的问题进行讨论。逐步过渡到创办一份《佛教教育》，成为全国各佛教教育单位的共同园地。

（三）主持、评审、委托课题研究

主持重大课题研究，“重大”者，指关乎佛教生死存亡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当前最急需的基本资料，工作重点在“重”而不在“大”。由上述课题再派生出大量中间成果和分枝课题，以评审、委托研究的方式吸收教内外学者参加。

（四）组织教学考核与人才考评

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译场讲学”、“丛林熏修”、“专业院校”这三类佛教教育模式，在今天都有存在的必要。它们涉及信仰、社会、文化三大层圈，适用于宗教、政治、学术三种标准。学制不同，办学力量又出自不同方面。需要有一套权威的考试制度和相应的题库。现在，可以先从“译场讲学”和“专业院校”这二类模式入手进行试点。在有条件的地方和寺院，形成一个良好的佛教教育内外部环境，才能对佛教教育的终极宗教目标，真正起到烘托和拱卫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