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慧法师：佛教教育的机遇与挑战

2011年09月13日 10:03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作者：常慧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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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佛教教育

台湾佛教教育的发展，可以从全省各地佛学院与研究所的创办与兴衰中略窥一二。在80及90年代，因为台湾的经济起飞，佛教蓬勃发展，佛学院的数量也逐年增加。从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几十年间经过前人的前扑后继的在佛教教育上的努力，全省佛学院、所虽然有增加的趋势，却是一直处在办办停停的起伏状态之中，能存活下来的佛学院、所不多，但这些学府的设立，对佛教研究素质的提升，的确曾发挥了最直接的效果。依据佛教史学者蓝吉富在《当代中国人的佛教研究趋势〉一文中的统计，研究佛教的人数曾达到60人，特别是在1970年以后，研究者在语文能力、研究方法、研究专题上才有较明显的提升。

基本上，影响台湾佛教教育的发展因素，从各佛教学者对此一主题的分析文章，约可归纳为内在与外在因素。内在因素包括：办学的动机、人力与财力、办学的方法、师资或学生的人数与质量、毕业后的出路等；外在因素包括：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教育单位的宗教政策等。尤其在2007年以前，谈台湾的佛教教育一定是指正规教育体制外的佛学院与研究所，因此，在没有地方教育单位规范与资助下，以上各项因素是否可以达到正向的发展，就端赖各办学单位原有的实力与未来发展的持续力，以及佛教界间是否能作资源的整合等因素。

整个过程是彼此相互影响、前人经验的累积，以及所处社会环境的不断变迁等内、外因缘和合而成。包含圣严法师5于1978年至1991年间所主持的佛学研究所，从早期招生的困难、面临停办危机，直至创建中华佛学研究所、法鼓佛教学院等过程，也同样离不开以上这些时空因缘流之中。

本论文主要以历史研究法，运用台湾佛教历史、历年佛教杂志文稿、中华佛学研究所档案数据等数据，以之探讨：圣严法师对佛教教育的看法，以及法师接受张其昀的邀请，在1978年至1991年担任佛学研究所所长至主持中华佛学研究所期间，所面临的际遇与挑战，综观这些过程与成果，的确是足以成为探究七、八十年代，台湾佛教高等教育发展概貌的最佳范例。

从圣严法师历年来对佛教发展与佛教教育的论述文章中，可以发现法师觉得佛教人才是佛教兴衰的关键性因素，因此提出佛教界应重视培养不同的佛教人才，以恢复隋唐的佛教盛况。然而，法师认为佛教教育的推动，应该是整合全体教界的力量，共同制定分层分级的教育体制、建立次第的僧伽教育内容，以养成具有道心与国际视野的佛教学术人才。圣严法师对佛教教育的重心，已由留日前多谈及佛教僧伽教育，于留日后因缘的改变，进一步转为关注与实践佛教高等教育，甚至在1991年后更扩及整体社会的全面教育与三大教育理想。

当圣严法师于1969年申请到日本立正大学研究所的消息传开后，即获得张其昀先生的青睐，向法师索取其个人资料，将此一难得的殊荣二次刊登在当时国际知名的《美哉中华》画报上。在1975年，圣严法师获得日本立正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并受邀参加“国家建设会议”，张氏即在会场主动对圣严法师表现得非常重视，并在1976年邀请法师到文化大学哲学研究所任教，可算是最早邀请圣严法师任教职的高等学府。这些际遇，特别是出家众在正式的高等学府为研究生上课、担任论文指导教授，这在当时的台湾佛教界，甚至在台湾教育学界中，是非常少见而难得的。

圣严法师在重建北投的文化馆为五层大楼后，即于1985年创立“中华佛学研究所”，并于1987年立案为正式的财团法人教育单位，以稳定其未来的办学机制。随即面临的第三大挑战是：研究所的长远经营与办学质量的提升。自1978年至1991年的所长任期中，圣严法师首先透过不断向护持者传达其办学理念，努力让所有謢持者支持“培育佛教高等人才，佛教才会有明天”的理念，厘清教育是慈善与文化工作之根本等观念，以期让办学的经费可以稳定的成长。其次在研究所内部行政组织制度的建立方面，重新建构行政体系，以高薪聘请师资、研究员，提供研究生生活津贴；更清楚地划分理事会各层次成员的职权、工作程序，以使组织功能单纯而明确，避免行政与教学的互相干扰等问题产生。

中华佛学研究所在圣严法师任所长时期，确立了以国际学术人才的培养为办学宗旨、建立中华佛学研究所师资课程多元化色彩、走向与国际各大学建立姊妹校的学术交流关系、举办国际性的佛学学术会议等办学基础与方向，未来接班人即得以在此一基础下，加速推展中华佛学研究所的国际化发展。因此，中华佛学研究所在一九九一年以前，虽只是基础建立阶段，但对其未来十年的发展，奠定相当深厚扎实的基础，使其得以在经费稳定、人事安定下进一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