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古印度另一种宗教耆那教，其教主摩诃波罗多（意谓“大雄”，约公元前540—前467年），古名瓦陀马纳。他出生于非雅利安人的刹帝利家庭，相传30岁出家，经13年苦修，大悟而成为“胜者”（Jina耆那，即“摩诃波罗多”，也即大雄）。所谓耆那教就是“胜者之教”。其教义的第一戒是“不杀生”，即非暴力主义。这一教义也是佛教和以后印度教的教义，对印度人影响深远。第二戒是“不妄语”，即不说谎话。因此耆那教徒从事商业和金融业，颇受人信赖。如今，大约还有100万耆那教教徒居住在西印度（古吉拉特）。
古印度宗教对世界产生影响的是佛教。佛教的鼻祖是佛陀，姓乔达摩名悉达多（Gutama Siddhartha）。佛陀所属的释迦族是蒙古利亚人种，在今尼泊尔南部提罗拉科特附近。作为释迦族净饭王太子的释加牟尼（即释迦族的圣人，是佛教徒对他的尊称），其生卒年一般认为是公元前565—前486年，大致与中国的孔子同时。佛陀生前以口头传教，他的教义由以后的门徒记述了下来。其基本教义集中阐述“空”“苦”二字，即世界是一切皆空，人生是苦海无边。佛教修行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最高的无苦境界，以永远摆脱生死轮回的痛苦。
以人性论，人们很难理解耆那教――佛教的教义，实际上后来的印度人已经不信佛教了，而佛教传到亚洲其它地区的时候，已经和当地的文化融合，也完全不同于原来的教义了。
人们当然应该问：为什么佛教对于人生的现世如此漠视？为什么佛教对于现实人们有如此冷酷的约束？
只有非常的灾难才能产生佛教这样漠视人生的宗教，那么这个灾难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应该确认，佛教是古印度史前文明灭亡的产物。
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中写到：
“我们也无法弄清继印度河文明之后出现的印度文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公元前6世纪‘后半期以前的印度政治史没有留下什么记录，佛陀乔答摩·悉达多在世期间（约为公元前567－前487年间），这段历史的记载是附加在对佛陀生平的记载中的；而且这种记载在一定程度上与传说混在了一起。从印度河文明的衰落到佛陀的悟道成佛可能有1000年之久。能够说明这段历史的只有一些凤毛麟角的文物。这1000年印度世俗历史的考古学证据仅限于一些年代不同、时断时续的陶器碎片。”
其一，佛教的产生与一场毁灭性的大灾难有关。
汤因比描述了阿育王的忏悔，当然佛教在阿育王之前就存在了，从阿育王的事变看，佛教只能是大灾难的产物。汤因比这样描写阿育王：
“阿育王铭文的位置也显示出旃陀罗笈多在位时期（公元前322－前298年），孔雀王朝在其他方向达到的边界，到处都发现了这些铭文。我们知道，阿育王征服并吞并了羯陵伽（今奥里萨），其后再未进行军事征服。
我们对阿育王统治情况的了解相对来说较为丰富。这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阿育王自己的铭文，一定程度上来源于较晚时期在锡兰写成的编年史。两种材料都不是客观的。这些编年史是以南传佛教（上座部）观点写成的，夸大了皈依佛教对阿育王的影响，既强调他从前的罪恶，又过誉他此后的虔诚。这一材料是半传奇性的，阿育王本人都不是他自己的公平见证人。但是，（在他的第十三大岩刻敕文中）他对自己在公元前260年征服羯陵伽的战争中引起的屠杀、蹂躏和苦难作了真实的记录，他真诚地对此感到悔恨。他是通过发动一场箕豆相煎的战争，将他的几个兄弟置于死地，而登上王位的，这一点可能也是确有其事（虽然这一材料来源于编年史而不是阿育王自己的记载）。在阿育王道德记录的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确信他所说的或关于他的很多事是真实的，这些事情为他增辉不少。
例如，阿育王皈依佛教，是他对征服羯陵伽时犯下的罪恶心生懊悔的结果。此后，他再也没有发动战争。他没有去征服半岛南端的朱罗、潘地亚和克雷拉普特拉或毗邻岛屿锡兰来扩大自己的版图。他向独立的邻国一再保证，他没有侵略意图（第二独立敕文）。他在帝国疆界以外的行动由征服变为宣传佛教的“达摩”（第十三大岩刻敕文）。在公元前258到前225年间，他向希腊的5位统治者塞琉西的安条克二世（塞琉古一世的孙子）、托勒密二世、昔兰尼加的统治者马加斯、马其顿国王安提柯二世和伊庇鲁斯国王亚历山大派出了传教团（第二和第十三大岩刻敕文）。公元前250年左右，他向锡兰派去一个传教团（第二和第十三大岩刻敕文）。他还向大陆印度南端的独立民族派出了传教团。 与大流士一世和琐罗亚斯德教的暧昧关系相比，阿育王对佛教的信奉是明确的。”
其二、佛教的发生和古印度发生的核战争有关：
有一部著名的古印度史诗《摩诃波罗多》（Mahabarata，一译《玛哈帕腊达》，印度古代梵文叙事诗，意译为“伟大的波罗多王后裔”，描写班度和俱卢两族争夺王位的斗争，与《罗摩衍那》并称为印度两大史诗），写成于公元前一五○○年，距今约有三千五百多年了。据说书中记载的史实比成书时间早了二千年，就是说书中的事情发生在距今约五千多年前。
成于三千多年前的印度史诗《摩诃波罗多》记载多场激烈的战争，此插图描绘了诸神乘坐飞毯观看战争的场面。
此书记载了居住在印度恒河上游的科拉瓦人和潘达瓦人、弗里希尼人和安哈卡人两次激烈的战争。令人不解和惊讶的是从这两次战争的描写中来看，那是核子战争！
书中的第一次战争是这样描述的：“英勇的阿特瓦坦，稳坐在维马纳（类似飞机的飞行器）内降落在水中，发射了‘阿格尼亚’，一种类似飞弹武器，能在敌方上空产生并放射出密集的光焰之箭，如同一阵暴雨，包围了敌人，威力无穷。刹那间，一个浓厚的阴影迅速在潘达瓦上空形成，上空黑了下来，黑暗中所有的罗盘都失去作用，接着开始刮起猛烈的狂风，呼啸而起，带起灰尘、砂砾，鸟儿发疯地叫……似乎天崩地裂。”“太阳似乎在空中摇曳，这种武器发出可怕的灼热，使地动山摇，在广大地域内，动物灼毙变形，河水沸腾，鱼虾等全部烫死。火箭爆发时声如雷鸣，把敌兵烧得如焚焦的树干。”
如果阿特瓦坦的武器造成的后果像一场火暴，那么古尔卡制造的攻击后果则是一场核弹爆炸及放射性落尘中毒。
第二次战争的描写更令人毛骨悚然，胆颤心惊：“古尔卡乘着快速的维马纳，向敌方三个城市发射了一枚飞弹。此飞弹似有整个宇宙力，其亮度犹如万个太阳，烟火柱滚升入天空，壮观无比。”“尸体被烧得无可辨认，毛发和指甲脱落了，陶瓷器爆裂，飞翔的鸟类被高温灼焦。为了逃脱死亡，战士们跳入河流清洗自己和武器。”
后来考古学家在发生上述战争的恒河上游发现了众多已成焦土的废墟。这些废墟中大块大块的岩石被粘合在一起，表面凸凹不平。我们知道，要使岩石熔化，最低温度要达到摄氏一千八百度。一般的大火达不到这个温度，只有原子弹的核爆炸才能达到！
在德肯原始森林里，人们也发现了许多的焦地废墟。废墟的城墙被晶化，光滑似玻璃，建筑物内的石制家具表层也被玻璃化了。除了在印度外，古巴比伦、撒哈拉沙漠、蒙古的戈壁都发现了类似的废墟。废墟中的“玻璃石”与今天核试验场的“玻璃石”一模一样。
从这些与史料记载吻合的考古发现，我们可以推测五千多年前人类也曾在印度发展出高度文明，对核能的应用非常熟悉，最后却由于争权夺利而滥用核能，使他们遭到毁灭。相较于非洲奥克洛发现的二十亿年前的核反应炉，当时的人类能运用于和平用途，同时利用天然地形堆放核废料，这种高度物质文明显然是由相对高度的精神文明下所发展出来的，运转了五十万年即代表了五十万年的和平与繁荣。否则像史诗中描述的用核子武器互相攻击，可能不消五十年就毁灭了！现代人类才几十年的核能技术，光为了核废料争论不休，遑论其他，真该为此感到汗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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