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如今，人间佛教已成为海峡两岸佛教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那么作为“人间佛教”理念首倡者的太虚大师当年又是如何看待传统与现代、出世与人世之间的关系的呢？本文作者本陈卫华从太虚大师与蒋介石的关系为切人点，对如何把握出世人世的分际，做了初步探讨。

佛教自汉代传人中国以来，受统治集团意识形态导向“儒主人世，佛、道主出世”的影响，被认为是宣扬以脱离尘世烦恼痛苦为目的人生理念，如《法华经，譬喻品》说：“今此三界，皆是我有。其中众生，悉是吾子。而今此处，多诸患难。惟我一人，能为救护。虽复教诏，而不信受。于诸欲染，贪着深故。以是方便为说三乘。令诸众生，知三界苦。开示演说，出世问道。”本来“知三界苦”，既可以解释为在超越性追求的指引下，通过个人人生努力以离苦得乐；也可解释为通过佛教僧人与“邑社”的努力，寻求救济社会苦难，护佑众生之道；即出世不离世间。但在当时统治者看来，“世间”没有佛教的地位，似乎信佛教就是“看破红尘”的出世一途。以至佛教被一般社会公众甚至部分知识分子认为是一味追求出世解脱的厌弃人生之道。及至近代，内忧外患之中，那种厌离社会的传统佛教更是举步维艰，渐人窘境。作为民国时期最重要佛教领袖之一的太虚大师，在此危难之际，顺应时代潮流，提出了“人间佛教”理念，强调佛教的传承与发展应当注重以人为本，弘扬大乘佛教积极人世、普度众生的精神，这显然有别于传统的避世静修的观念，对引领传统佛教的现代转型，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太虚大师（1890－1947），祖籍浙江海宁，1904年在苏州小九华寺出家。初人佛门，就表现出他的过人之处，除了遵循传统，阅经修行外，还大量阅读当时流行的新潮书籍，如康有为的《大同书》、梁启超的《新民说》、谭嗣同的《仁学》等，眼界大为开阔，逐渐“生起了以佛法救世救人救国救民的悲愿心”，为此他广结好友，除了与佛门同道华山、栖云等，还一度与广东革命党人和江亢虎领导的社会党人过从甚密，表现出一种积极人世的豪迈情怀。而太虚初人佛门，就表现卓越，在出世修行的同时，以大乘佛教普度众生的豪情积极人世，把振兴和弘扬佛法作为自己矢志不渝的历史使命，除了他禀赋超人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他受戒伊始，就受到包括当时居佛教领袖地位的敬安在内的众多高僧的器重和刻意栽培，使其佛学造诣远超同辈，甚至“矫然有鹤立鸡群之感”；二是他独特的禅悟经历，太虚早年在西方寺阅藏，数次开悟，不仅亲证佛果，获得超凡人圣的心灵体验，坚定了对正法的信念，更使其“禅慧融澈，侠情奔涌，不可一世”，终使其有能力摆脱束缚，革新传统，面对现实社会，回应社会问题，最终实现复兴佛教，转换传统的志向。

太虚的这种护教豪情很快就有了初次实践，这就是让他名扬僧俗两界的大闹金山事件。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太虚革新佛教的第一次努力尝试很快失败。而不久他在敬安追悼会上慷慨演讲，愤然提出“佛教革命”的口号后，不仅没有得到响应，反而受到多方诘难，太虚在失望之余，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佛教的出路问题。

尽管佛法不是只为人间而设，而适用一切有情众生，然而佛陀成佛在人间，传法布道也在人间，因而“以适应时代之文化故，当以人类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佛法虽无间生死存亡，而以适应现代之现实的人生化故，当以求人类生存发达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学佛的根本不仅为了自我解脱，而更是为普度众生，佛教中虽有出世避世的一面，但这决不是佛教的本质，佛法真义，不仅不是厌世主义，而是积极的救世主义，佛法不仅是让人解脱的出世法，更是利益众生的人世法，因此弘扬佛教必须走向民间，融人社会。太虚在立足佛法根本的前提下，积极人世，关注社会生活，并积极参与有利于佛教发展的一切社会事务。为此，太虚广泛结交如孙中山、章太炎等社会知名人士，以期对佛教发展有所裨益，而太虚与蒋介石的交往尤其耐人寻味。

蒋介石，浙江奉化人，也算是与佛有缘之人，其祖父蒋斯千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其母王采玉曾皈依佛门，并拜雪窦寺住持果如为师，蒋介石受其影响，自幼就接触过佛教，并怀有好感。在蒋介石自撰的《先妣王太夫人事略》一文，曾云：“先妣于楞严、维摩、金刚、观音诸经，皆能背诵注释，尤复深明宗派。中正回里时，先妣必为之谆谆讲解，教授精详。”又云：“中正尝治宋儒性理家言，而略究于佛学者，实先妣之所感化也。”成年后，蒋介石投身政界，并逐渐成为中国社会举足轻重的人物，其对佛教亦颇为重视，首先，作为一位佛教信徒，他深谙奥秘无穷的佛理，尽可排遣失意下野的烦恼，因而蒋每次下野，都要访庙礼佛，通过向内反省等途径，明心见性，在心理上作调适。其二，作为一位政治风云人物，他十分明白佛教拥有为数甚多的僧徒和信众，也是中国社会一股不可轻视的力量，想在日后的政治舞台更有作为，自己首先应有切实的崇佛信佛之举，才能赢得佛教界对自己的广泛支持，从而增强自己的社会基础。

太虚与蒋介石的初次交往是在1927年。这时的蒋介石已是中国社会叱咤风云的人物，从名不见经传到黄埔军校校长再到北伐军总司令，经历了人生的巅峰时刻，然而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叛变革命，另组南京政府，但没过多久，便遭遇徐州惨败，武汉紧逼，桂系发难，“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困境，”以至“除下野外别无他途”。蒋终于选择以退为进，宣布下野，并于这年8月率部分亲信返回老家奉化溪口。蒋介石此次下野，除了想“避开众矢之的之锋芒，静观国民党各派之斗争，于不可开交时，待机而动，出而收拾残局”外，更有一重要使命，就是欲往日本，“谒宋太夫人，征其对美龄女士婚事之同意”。此前，蒋介石追求宋美龄已有多年，与其说他看中宋美龄的才貌，不如说更看中宋美龄的家庭背景，宋氏集团雄厚的财力以及与西方尤其是美国上层社会的密切关系，对野心勃勃的蒋介石自然有着非同寻常的吸引力。但问题是宋氏家族尤其是宋太夫人信奉基督教，自然不会答应宋美龄与有妇之夫蒋介石的婚事，蒋介石为此已遣散了几位小妾，但发妻毛福梅是有婚约的，必须要履行离婚手续，而毛福梅对离婚一事坚决不从，蒋介石深知，若一味用强，万一闹出人命，被政敌利用，对自己前途大为不利，最好是让毛福梅心甘情愿的离婚，为达到这一目的，蒋介石费尽心机，但收效甚微，因此此番回乡，想利用毛福梅多年笃信佛教这一点，延请高僧前往劝解。因有盟兄黄郛的推荐，蒋介石电邀同是浙江籍的太虚大师前往奉化。

太虚在这年9月应邀来到奉化，蒋介石先陪他游览了溪口雪窦山风光，并单独和他在雪窦寺细谈了一整天，想来太虚对蒋介石的意图亦有所领会。而太虚当时对蒋的境遇也颇为同情，并写诗赠蒋，诗云：“国家安危系，青山未是归。出曾惊鬼侮，退当遗人讥。此日藏云豹，他年缚海稀。大雄能大忍，莫使素心违。”希望蒋介石勇“出”莫“退”，暂时隐忍，争取东山再起，劝勉之情，跃然纸上。

不久，蒋介石就办妥与毛福梅的离婚手续，在张群等人陪同下，前往日本向宋美龄求婚，途经上海时，得知太虚计划赴欧美弘法，特派陈果夫送去3000元，作为资助。

此后，太虚与蒋介石亦多有交往。1928年春，已回国复职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路经杭州，专程拜访了时在灵隐寺小住的太虚，并一起合影留念。这年6月，蒋介石从北伐前线回到南京，又特意派人赴浙江邀太虚来宁会晤。太虚到南京后，蒋介石在总司令部亲自会见太虚，甚至让新婚夫人宋美龄亦出来相见，蒋对太虚之器重，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