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部分佛教界人士深感当局颁布的《监督寺庙条例》苛刻，在上海开会，决定成立佛教会，并拟定章程，送国民党内政部备案，然而由于当时政府对民间组织一直采取高压政策，因此一直未获有关部门认可。为此，太虚又派人持其亲笔信连同“中国佛教会”章程，去晋谒蒋介石，在蒋的亲自关照下，国民政府内政部终于准予备案，使中国佛学会得以顺利成立，此后又成立了“中国佛教会”。

对于蒋介石的特别关照，太虚自是投桃报李。1931年，蒋介石因软禁立法院长胡汉民，遭到地方实力派的激烈反对，而“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政策更是遭到国内各界的一致谴责。焦头烂额的蒋介石被迫再次下野，回到家乡奉化。1932年初，太虚到奉化雪窦寺，见到辞职还里的蒋介石，以局外人的立场对蒋进行了劝解，并赋诗宽慰：“四登雪窦初飞雪，乍惜梅花未放梅；应是待令寒彻骨，好叫扑鼻冷香来！”这年10月，应蒋介石之邀，太虚担任号称“禅宗十大名刹之一”的雪窦寺住持，并一直持续到抗战爆发，而蒋介石有机会回家乡的话，亦必往雪窦寺与太虚晤谈，由此可见蒋对太虚的信任和器重。

1936年，权倾一时的蒋介石50虚岁，太虚在雪窦寺特设药师法会，以佛门特殊形式为其祝寿。这年底，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将蒋介石拘押在西安，逼其抗日。消息传出，太虚亦以其在佛教界的地位和影响，专门发表通电，呼吁全国佛教徒，一齐虔诚祈祷，希望蒋介石能安全返宁。

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在对中国进行战争侵略的同时，宣扬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从思想文化上为侵略战争助威。太虚虽为出家之人，但秉承大乘佛法积极人世精神，在此国难当头之际，自然不能置身事外，他在积极撰文斥责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同时，向国民政府建议，利用佛教在东南亚的特殊影响，组织佛教访问团，赴各地宣传，争取邻邦的同情和支持，这一主张迅速得到政府的支持，1939年9月，国民政府函聘太虚为佛教访问团团长，负责以佛教自发组织名义出访东南亚各国。不久，太虚为此专门赴重庆晋见蒋介石，向其具体陈述有关事宜，蒋对此深表赞同，并为太虚题字“悲悯为怀”，以示支持，同时还委托太虚出访时带了致佛教圣地的礼品。从1939年10月到1940年5月，太虚率团前往东南亚弘法，在此期间亦利用各种机会为中国军民的伟大抗战做宣传，同时也使太虚的这次出访带有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成为战时国民外交的扩展。

在度过了最初的危机之后，国民政府虽坚持抗战，但各级官员也趁机以抗战为名，巧取豪夺，大发国难财，而丰厚的寺庙财产亦在其搜刮之列。1943年，国民政府内政部制定了旨在侵夺寺产的《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并准备择日颁行。消息传出，佛教界一片哗然。太虚闻知，挺身而出，发表通电，呼吁全国反对。但当时内政部主管科司不为所动，拒绝取消该文。为此，太虚又致书蒋介石，认为内政部颁文“系掠夺寺产毁灭佛教”，而“整兴僧寺发扬佛教，以利益国家民族及世界人类，为太虚第一生命，”为此“决不能坐视寺僧摧剥、佛教危亡，而再腼颜苟活于斯世也”。不久该办法果然被停止施行，寺产得以保全。在此，太虚再一次利用他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通过政府行为，维护了佛教的利益。尽管太虚本人也并不认为政治是万能的，不认为政治是佛教改革事业的最终依靠，但在当时情况下，借助政府力量维护佛教利益，也不失为一种无奈而有益的选择。为此，早在1936年，太虚大师就曾撰文《论僧尼应参加国民大会代表选举》，鼓励僧尼参与社会事务，在抗战胜利后，又提出僧伽“问政而不干治”的原则，他认为，“超政（出世），遇政府与社会摧教，易遭破灭；从政（人世），亦易随政府而倒；二者利弊各关。况今中国，无论在政府社会，尚无在家佛徒集团，足以拥护佛教，则僧伽处此，殊堪考虑！”因此，太虚主张，为维护佛·教自身利益，“对于有关之民众社团，及乡区自治会议，县参议会，省参议会，国民代表大会，均应参加一分子，”“但应参与的，以此各种议事场所为止，亦即人民政权机关为止；而执行五权治权的中央和地方机关，概不干求参与。换言之，只参加选举被选为议员，决不干求做官，运动作官将。”这就是所谓“问政而不干治”，而太虚本人也因中国宗教联谊会于斌的推荐，经蒋介石同意，被圈定为国民大会代表，只是因陈立夫反对而没有结果。

纵观太虚与蒋介石的交往过程，可以看到太虚利用与蒋介石的关系，对维护佛教起了很大作用。但许多人之所以对太虚有“政治和尚”之讥，是因为他们的佛教观仍认定佛教只能出世，不可人世。依这种所谓的佛教观，和尚作为方外之人，应该远离凡尘，避世清修，似乎与追求成真成仙的道教没什么两样。当然就不‘能过问社会，更不能过问政治。但依照这种观念，就是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即使可以远离尘世，避居山林，开荒辟土，维持生活，也只能使宗教之路越走越狭隘，明清的佛、道教正因此被社会边缘化。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达，社会联系的紧密，宗教意欲脱离社会更是绝无可能。因此说，从人间佛教的立场出发，本没有绝对的出世与人世之分。出世是觉悟人生的必然，是学佛者的最终归属，人世是奉献社会的觉悟，也是修佛的路径之一。应该肯定，山林曾是怀有宗教理想的人们为避免混浊的世间污染的居所，但当今市场经济已渗透到每一个角落，信息网络无处不在；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人与人的联系日益密切，城市与山林，将很少根本上的差别，如果固守山林气息浓厚的传统，很难与现代社会相适应，更谈不上佛教的弘扬与发展。更何况佛教本来是在人间的，佛与弟子，不是经常的“游化人间”吗？而释迦牟尼当年也曾接受各国国王的供养，从这一角度说，佛教徒与政治接触，并不违反佛教本意。况且自古以来，中国统治者一方面处处防范宗教，另一方面也力图利用宗教以驯服百姓；因此，古代高僧道安、玄奘等也早就不避与统治者周旋，以维持佛教的生存发展。当然，在宗教昌盛依赖于统治者的倡导护持之时，也必因政治的阻力而衰颓。所以，政教关系的处置正如对出世、人世关系的把握那样，必须有得当的分际。从这点看，太虚与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民国政要广泛接触，是一种出世精神指导下的人世，因为他的人世，不是为了追求个人功名利禄，而是为了关怀众生疾苦，为了众生得解脱，或者说出世是目标，人世是手段或途径，若如此，那么出世与人世便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能决然对立。当然，即使人间佛教所推崇的人世，也不可能是完全的人世，否则便成为世法世学中的一种，而非具有终极关怀和信仰价值的宗教。同时人间佛教的所谓人世·，也不仅仅指参与政治，应该是积极关注甚至参与社会生活，但又要和现实社会以及政治保持适当距离，所谓“不即不离，若即若离，”或许多年以后太虚弟子印顺的看法更贴切一点：“大乘的人世精神，应如《维摩诘经》、《华严经》、《人法界品》那样，普人各阶层，而不应以参加政治为典范。”

对于今天的人间佛教的追随者而言，大乘是适合人类的特法，只要有人生活的地方，不问都会、市镇、乡村，都应该到处去作种种利人事业，传播大乘法音。在不离世事、不离众生的情况下，净化自己，觉悟自己，这才是成佛的正道。推而广之，一切有利于佛教发展的事，都要尽力去做；一切有利于人类，有利于社会健康发展的事，都要尽力去做，这才是人间佛教的宗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