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说，一旦这些活动流行于国土，则国将不国，走向衰弱。

在巴利文典《Dasaraja　Dhamma　Sutta》中，佛陀指出，一个国家或个人应当脱离各式困境，佛陀用了一个巴利文“Samma　Jivikata”来表达，以说明生活方式的重要性。换句话，个人或国家应用财富必须据其收入的能力。佛教主张低水平的消费，高消费是被佛教反对的。
佛教反对高消费，理由是：

（1）高消费带来社会不稳定。这是因为高消费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富人，享尽荣华穷人，三餐不饱。于是，穷人对富人产生嫉妒和不满心理，而富人对穷人产生恐惧心理，想方设法保护他们自己，以致引起冲突。

（2）高消费导致对有限自然的快速用完。很能说明问题的就是石油，一旦用完，也就没有了。

（3）当一个人被贪欲牵着走，那么，他会不惜用任何手段去满足他的贪欲。无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人都是如此。一些国家为了保持它源源不断的高消费资源，不惜运用武力，战争便是其结果。

高消费是建立在狂热的贪欲上，不是基于最基本的需求，因此，它背离了佛教经济学的原理。佛陀一直教诫我们不该吝啬，但也不该浪费。我们不该使消费超过收入，就如一把秤，应该平衡。

佛教还说，财富应该小心保护，防贼、防火、防水、防敌人、防不良居心的亲朋，小心不触犯权威机关。

前面说过，佛陀劝导人们去储蓄四分之一的收入，留作未来。这不仅为了保证基本需求，也为了预防不可测的水灾、干旱、瘟疫、病变原因。
为了未来的需要，储蓄是必须的。但这储蓄金的来源该是避免高消费的结果，而不是从克扣最基本需求物中产生。换句话说，储蓄金的来源关系到生产什么产品的问题，假如制造最基本需求物品，那么，高消费可以降温，像军火毒品等不必要的消费品消除，市场就不会出现生活必需品缺乏或高价等问题，民众和国家也就有钱储蓄。

佛教认为，储蓄金该用于最基本之需，不应用于生产武器、麻醉物、毒品、色情等有害之物。储蓄金要用于发展人本身和经济。

谈到储蓄，必然想及债务。关于债务，佛教认为，四种幸福中，没有债务是其中之一。认为，落入沉重债务是一种灾难。所以，国家或个人，均应避免负上沉重的内外债，借债要被尽量减少。假如借债已是必须，那么，一定要用之于最基本的需求物品。

债务与贫穷经常连在一起。此世间，不管穷国或富国，穷困总是存在。在富国中，物品的增长高速，并没有消灭贫困。就以美国为例，即使在今天，还有几十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佛陀说，贫困是灾难，应被消灭。
贫困的根源是什么？佛教认为，不外三大原因：

（1）自然资源的不平衡分布。当某些地方极缺少自然资源时，则穷困产生。这是自然的原因。

（2）一些人的穷困源于其自身。因为沉溺于酒色等不良行为，或懒惰等，是个人的原因。

（3）国家的错误政策。尤其是错误的经济政策，这是导致贫困的最根本原因。

在巴利文典《Digha　Nidaya》中，就例举了一些君王采用错误政策，或一无所用的政策，导致个人和国家的贫穷。
消灭贫困是可能的。毕竟，自然资源可以通过地区或国家间的分享利用。人的不良行为可以通过精神的发展而得改正。而且，错误的政策亦可以被减少到最少量。

财富的创造

据佛陀经济学的原则，财富的创造，要基于为了创造人类基本需求物。

佛教曾将创造财富的手段三种：

（1）暴力且非法；

（2）暴力但合法，和非暴力但非法；

（3）非暴力但合法。

必须通过正当的积累，佛教反对暴力或非法摄取财富。

佛陀曾说，假如是不义之财，即使用在正确的地方，如孝顺父母，其死后，同样下地狱。

佛陀强调，五种经济活动该被禁止，那就是：

（1）有关军火；（2）有关毒药；（3）关麻醉物；（4）饲养动物为了屠杀；（5）售动物的肉。

在佛教，一些经济活动是寻不到位置的，即便资源丰富，生产方便，也不得应允。因为，这些活动妨碍了人的健康和精神境界的提高。佛教严禁生产非人类基本需求物和有害物。

在佛典中，谈及了许多正以财的方法，如农、工、商、政、保安、个体、计算业等。

关于经济发展策略，根据南传佛教经典《Kutadanta　Sutta》等，有四个重要的步骤，简述如下：

（1）谁愿人事生产经营农业、工业，那么，国家应该提供他们种子、牛、土地、水、肥料、灌溉设备等必需品。而这些提供应被视为无偿或优惠提供。必须给农业予以重要地位。基础工业和其它为人类基本需求服务的企业应得到鼓励。

（2）经营贸易应该得到鼓励。谁愿人事商业活动，国家应该提供基本的资金。国家应当警觉在这些经济活动中出现的剥削现象。国家给商人的贷款不应该得到严格的控制。

（3）谁愿从事政事，国家给予钱粮（工资）。政府给钱粮，应给那些负责任，身心投入给国家的人，而不是给那些贪污、不勤、不积极工作者。同时，国家要保障这些公职人员应有的自主权利。

（4）国家应尽力支持精神食粮的生产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