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世界三大宗教的解读和研究

毛泽东主席与喜饶嘉措大师亲切交谈(图片来源：资料图）

一、毛泽东重视宗教问题和宗教理论研究

对宗教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表现出一定的兴趣，1917年，他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说：“孔子七十二而死，未闻其身体不健；释迦（即释迦牟尼）往来传道，死年亦高；邪苏（耶酥）不幸以冤死；至于摩诃末（即穆罕默德），左持经典，右执利剑，征压一世，此皆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　　

毛泽东一生不畏权势，因而对宗教创始人的敢作敢为和创新意识颇为赞赏，他说：“从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些学问不足的青年人。孔子开始提出他的体系时只有23岁，释迦牟尼也只有19岁。”由此可见，毛泽东曾对宗教典籍进行了研读，且掌握了基本内涵和要义。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深知宗教是人类的文化遗产，宗教问题不只是简单的信仰问题，它不仅在心理层面影响人们的世界观和整个精神世界，而且与哲学、史学和文学等文化领域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所以毛泽东认为：“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和世界史。”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认识和研究宗教同样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具备相应的宗教学理论，对于指导革命实践有一定的帮助。但建国以后，宗教研究尚不尽人意，针对这种状况，毛泽东提出了批评：“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为了加强宗教研究，毛泽东在与十世班禅谈话时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我赞成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宗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有那么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　　

毛泽东关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宗教研究的理念，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没有进入实践层面。改革开放之后，部分高校创办了宗教学系和研究机构，各大宗教也开办了相应的宗教学院来培养神职人员，这一切，证明毛泽东的宗教理论的正确和宗教政策的贯彻落实。　　

二、毛泽东对世界三大宗教的解读和研究

（一）毛泽东与佛学研究

1917年夏，毛泽东利用暑假从事社会调查，在宁乡的一座寺院与方丈就佛教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方丈问毛泽东：“佛教何以在中国千年不衰?”毛回答：“自然有人信它了。”方丈补充说，“第一，宗教提供了一种完整的人生哲学，对世间的普遍真理有重要的阐扬；第二，历史上中国的帝皇有宗教的天性或哲学倾向。”毛泽东对方丈第二个论点并不赞同，并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以为不是天性，是维护其统治的需要。”这是毛泽东把佛教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说明青年毛泽东已经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对佛教的社会功能有了一定的认识。　　

在与方丈的谈话中，毛泽东对佛教是“一种完整的人生哲学”表现了认同。曾担任过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同志回忆说：“毛泽东曾一再自称他对佛学有兴趣研究，并且要求身边的工作同志读《六祖坛经》。但是，我们很难想象他真的会对讲求虚无寂灭的佛学有兴趣。他在《五灯会元》中看到的是阶级斗争而不是见性成佛。不过，‘文革’时的‘一治一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乃至‘文化大革命七、八年要来一次’，从中似乎可以看到佛教哲学的‘劫’和道家发展观的‘循环论’。”李锐的回忆似乎告诉人们这样一个信息：毛泽东对佛教的研究，扬弃了佛教“虚无寂灭”，汲取了佛教方法论方面的内容。　　

毛泽东曾对《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般若波罗蜜心经》等佛学典籍进行了研读，特别是对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禅宗更为关注。在学习研究之中，佛教的辩证思维曾影响了毛泽东，他在《<伦理学>批注》一文中说：“世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也，生死也皆变化也，既无生灭，而只有变化，则成于此必毁于彼，毁于彼者必成于此，成非生，毁非灭也，生于此者，必死于彼，死于彼者，也生于此，生非生，死非灭也……宇宙之毁也亦然。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 ”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中，宇宙的生生不息，大千世界的瞬息万变，皆是“变化”，而把握住“变化”，就是把握了时机，就是掌握了主动权。通过对佛学的研究，毛泽东悟出了“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是社会发展趋势的道理，看到了革命成功的希望。　　

佛学是一个庞大、深奥的知识系统，培养专门人才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已经洞见培养专门的佛学人才对于提升佛教界的地位和声誉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他在同班禅谈话时说：“我赞成（在西藏）有几千人学经、懂经，成为佛学知识分子，同时你看是不是他们还要学些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懂得政治、科学、文化及一般知识……佛学不可不办学，办了佛学院，两年毕业，专弄政治，我看这个办法不行。得搞四年，专门拿四年研究佛学。光政治好，佛学上没有学问，还是不行的。”毛泽东不仅自己研究佛教，还动员佛教领袖开办佛学院，培养新一代有知识僧人，这其中反映出一位领袖的心胸和睿智。　　

在关于佛学的研究中，毛泽东还注意从中提取有价值的文化因子，并运用于社会实践，以此证明佛教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不矛盾。如毛泽东在1955年3月会见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国、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思想。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渡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毛泽东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解读佛学，从而对佛教的普渡众生——拯救受压迫人民于苦难的献身精神进行了肯定，特别是“为众和”、“为人民解除痛苦”的理念，更是表现出佛教与共产党合作的可能性。因此，在对待西藏改革问题上，毛泽东从宗教和谐和祖国领土完整的思路提出了具体改革的方案：“我们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办法，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逐步地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西藏最终赢得了团结和稳定，中国人民赢得了和平和安宁。对于来之不易的民族大家庭和睦的局面，我们应该看到其中蕴涵着毛泽东关于佛教研究的真知灼见。　　

（二）从民族政策看毛泽东对伊斯兰教的认识

毛泽东对伊斯兰教的认识，可以通过他的民族政策思想反映出来。

中国工农红军在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特别在路经少数民族地区时，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反对伤害回、番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感情，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是党中央对全体红军官兵的要求。正是广大红军战士尊重穆斯林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才赢得了信教群众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理解和支持。长征结束后，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签署了《对回族人民的宣言》（1936年5月25日），宣言中说：“我们根据信仰自由的原则，保护清真寺，保护阿訇，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这一方针政策，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抗战结束后，为了组建新政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毛泽东在讨论统战工作相关问题时指出：“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他们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在如何对待少数民族宗教界人士问题上，毛泽东一再强调：不论阶级，不论部落，不论土司、头人、活佛、喇嘛，不论夷马模（伊玛目）阿訇，不论是什么军队，不论什么派别，不论什么宗教民族，都可以联合共同奋斗。　　

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毛泽东提出：“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存在。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以保护。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和歧视。”毛泽东还指出：“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实现了。”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中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有十个之多，尊重穆斯林的信仰和生活习俗，就打通了理解和交往的渠道，就得到了广大信教群众的支持。毛泽东在战争年代的民族思想和对伊斯兰教的理解，为共和国建立之后全面实行民族宗教政策奠定了基础。

(三)毛泽东对基督宗教的认识

总体上看，毛泽东对基督宗教的研究焦点不是哲学、神学、历史，而是这一宗教信仰传入中国之后的各种表现，这一点与他关于佛学的研究有很大的差异。在毛泽东看来，基督宗教（主要是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之后充当了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工具，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帝国主义列强在所有上述这些办法之外，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对策。传教、办医院、办学院、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他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

针对近代基督宗教传入中国，其中实力最强、影响最大是美国教会的事实，毛泽东在《“友谊”，还是侵略》（1949年8月30日）一文中抨击了美国教会的文化事业：“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的国家之一，这即是白皮书上提到的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订的一八四四年的望厦条约。就是在这个条约里，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强迫中国接受美国人传教也是一条。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据有人统计，美国教会、‘慈善’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四千一百九十万美元；在教会财产中，医药费用占百分之十四点七，教育费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宗教活动费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一。我国许多有名的学校如燕京、协和、汇文、圣约翰、金陵、之江、湘雅、华西、岭南等，都是美国人设立的。”　　

1950年，中国教会开展了三自（自治、自养、自传）运动，在此形势下，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于是，与帝国主义多有联系的教会学校、教会医院和教会慈善机构由政府接管，外国教会势力被驱逐出境。　　

虽然近代基督宗教各派进入中国伴随着殖民侵略，但中西文化的冲突和碰撞中仍有许多爱国的基督徒同情、支持甚至参加了民族解放事业，如美国圣公会鄂湘教区基督徒支持和参加了辛亥革命；基督教青年会也曾多次掩护过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并参加了抗日斗争和反对独裁内战的民主斗争；在解放区，一些宗教界人士也能积极追随共产党的主张，参加民主政权建设，并做出过重要贡献。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指出：“信宗教不等于不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强调，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在信仰上的差别成为比较次要的矛盾，而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根本利益则是一致的，这就是祖国富强，人民富裕，所以毛泽东说：一部分唯心主义者虽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但是“他们可以赞成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共产党与宗教界完全可能求同存异，结成政治行动上的统一战线。　　

三、毛泽东对世界三大宗教的解读和研究的特点

从小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毛泽东，对中国本土宗教最为熟知，如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了“神权是束缚中国人民绳索”的观念。在革命理论的学习中，毛泽东逐渐构建起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并理性地认识到宗教的本质和基本形态。他认为“宗教的本质是崇拜超自然力”，宗教的“最初形态有两种：一是崇拜祖先，二是崇拜自然物。”　　

毛泽东对中国历史文化造诣颇深，因而关于宗教学的兴趣和解读表现出自己的特色。他对于世界三大宗教，其中佛教研究最为深刻，虽然早年受母亲的影响一度信仰过佛教，但放弃信仰之后仍然表现出对佛教的兴趣，研究中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伊斯兰教研究毛泽东涉猎最少，但从对穆斯林的政策可以窥见他已经把握了伊斯兰教的精髓；至于基督宗教研究，由于受政治格局的影响和制约，毛泽东对这一真正涵义上的“西方宗教”的分析仅停留在政治层面，甚至带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毛泽东关于基督宗教，与其说是“研究”，不如说是“认识”，他论说的主要焦点在于“基督宗教在中国干了什么”，而不是“基督宗教是什么”。　　

基督宗教传入中国的特殊背景，使得这一宗教与中国的政治格局牵扯在一起。为了建立巩固爱国统一战线，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之后，毛泽东强调要严格区分宗教领域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彻底地打击宗教领域的反动势力，更好地保护广大人民群众自由信教的权利。他在《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一文中明确指出：“各民主党派和宗教界要进行教育，不要上帝国主义的当，不要站在敌人方面。拿佛教来说，它同帝国主义联系较少，基本上是和封建主义联系着。因为土地问题，反封建就反到了和尚，受打击的是住持、长老之类。这少数人打倒了，‘鲁智深’解放了。我不信佛教，但也不反对组织佛教联合会，联合起来划清敌我界限。统一战线是否到了有一天要取消? 我是不主张取消的。对任何人，只要他真正划清敌我界限，为人民服务，我们都是要团结的。”　　

因为佛教（包括伊斯兰教）“同帝国主义联系较少，基本上是和封建主义联系”，20世纪50年代佛教（包括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宗教制度改革运动，主要是对阿訇、和尚、喇嘛以和平方式进行改造，并废除了封建剥削制度。而基督宗教由于深深打下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烙印，所以要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控制，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多次表示要与宗教界求同存异，虽然共产党员“绝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和宗教教义”，但“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统一战线，民主革命时期是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社会主义时期是社会主义爱国统一战线。毛泽东是政治家，他关于对世界三大宗教的解读和研究（特别是对基督宗教），虽然有一些政治的“痕迹”，甚至带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但其中不乏深刻的见解。这些思想和理论，丰富和发展了爱国统一战线理论，对于促进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增进国际交往，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