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利安：当代中国佛教公众形象的构成要素及相互关系

李利安（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佛教形象具有多重的内涵。从广义来看，佛教的形象包括佛教自身的存在形态和佛教在世人心目中的存在形态两种。前者是佛教外加于社会的，以客观性形象表现出来，后者是社会对佛教的评价，以主观性形象表现出来。佛教的客观存在形态可以划分为内在和外在两重结构，内在形态由佛教的教义理论、修道方法、信仰心理构成，外在形态由佛教信徒、佛教寺院、佛教活动构成。六种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关联，形成整体的佛教形态。佛教的公众形象其实就是佛教存在于世人心目中的形象，它以客观性形态为观察的基础，以主观性判断为呈现的方式。

作为一种延续两千多年的社会实体与依然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中国佛教在与社会诸多要素的相互作用中不断发展演变，呈现出不同的存在形态，既为自身的存在与发展铺设演进的道路，也为社会大众所认知，为社会舆论所评判，从而形成既来源于自身形态又有别于自身形态的公众形象。如果说自身存在形态是一种客观的真实，那么公众形象则是一种社会的总体评价与总体舆论。由于任何评价和舆论都是来自对客观实际的某种观察，所以，公众形象其实是主客观两重因素的糅合体。中国佛教公众形象正是由中国佛教的客观实际和社会的观察评价两种因素相互激荡而形成的。由于中国佛教的公众形象取决于两种不同的要素，所以它既具有客观性的一面，也具有主观性的一面；又由于佛教的存在形态具有多重要素，而且呈动态发展的趋势，社会大众对其的认识渠道、认识方法以及评判标准各不相同，所以，中国佛教的公众形象既是一种宏观而总体的社会评价的结果，也是一种具有可变性、模糊性、矛盾性的评价体系。

佛教公众形象来源于世人对佛教实际的观察评判，而佛教的实际是由众多要素构成的，所以佛教公众形象的内在构成要素也是多重的。对佛教公众形象构成要素的划分，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取舍，这主要是取决于佛教存在诸要素的发展状态，特别是优劣两种相反的状态，以及社会大众对佛教存在形态诸要素的关注程度，由于佛教自身的发展在不同时代之间、不同地域之间、不同要素之间呈现出不平衡性，所以，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中的佛教公众形象可以通过不同的构成要素来体现。从当今中国大陆地区来看，佛教公众形象主要通过以下三个基本要素体现出来：第一是佛教的理论形象；第二是佛教的僧众形象；第三是佛教的场所形象。

所谓理论形象是指当今大陆流行的佛教理论在人们心目中的定位。这是中国佛教形象的基础，是其他形象的根本支撑。丧失了理论形象，其他一切形象都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都将化为空而不实、腐而无味的怪象。理论形象可以划分为三种，其一是理论的超越性，这是从理论的内涵和品质方面来讲的。佛教理论是一种既不同于自然科学、也不同于社会科学，既不同于一般哲学，也不同于其他宗教的学说体系，它对宇宙世界，对社会人生，对现世来世，对痛苦快乐，对人我关系等均有一套深刻而独特的看法，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注性、现实批判性和现实超越性，其超越理性的认识方法和四圣超凡榜样的确立，使佛教具备了神圣性的内涵和超越性的品质，这是佛教理论不同于其他思想学说的本质所在，是佛教的魅力所在，也是佛教的生命力所在。其二是佛教理论的实用性，即佛教理论的现实适用性程度，这是从佛教理论的实践应用方面来讲的。佛教理论是一种救世的理论，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在实用性方面具有良好形象的佛教理论应该是，从佛法的角度来讲是当机的，从众生的角度来讲是可用的，从社会的角度来讲是积极的，从结果的角度来讲是切实有效的。玄虚、高远、神秘、繁杂、孤傲的理论是不具有接引性的，从而也不可能具有良好的公众形象。其三是佛教理论的通俗性，即佛教理论的为众生信仰、理解、修行和证悟的难易程度，这是从佛教理论被领悟的方面来讲的。尽管按照佛教的理论，众生能否领悟佛法取决于众生的根机，但面对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从佛教理论这方面来看，主要还是取决于理论接引大众的灵活性、理论诠释的通俗性、理论运用的简易性、理论趣味的亲切性等。以上三种理论形象在当代中国大陆总体上还是不错的，因为宏观来看，当今中国大陆社会对中国佛教理论的评价是积极的、正面的，特别是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不断加速、社会矛盾的日益复杂尖锐，各个领域内竞争的日趋激烈、民众日常工作与生活压力的不断加剧，精神空虚与信仰迷茫的不断加重，佛教理论净化人心、舒解压力、抚慰孤独、消除恐惧、超越凡俗、协调冲突等功能日益凸显，佛教理论清新脱俗的神圣魅力日趋明显，所以，从全社会来看，积极评价佛教理论的人不断增多，佛教的理论形象呈现出良性上升的趋势。不过，目前中国还依然存在着部分极左思想对中国佛教理论的某些误解与负面判定；从佛教理论自身来看，也存在着佛教理论的肤浅化、诡辩化，特别是过分神秘化和过分世俗化甚至庸俗化的倾向，尤其是人间佛教理论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去神圣化趋向，从长远来看，很可能会不断消减佛教理论的公众形象，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

所谓僧众形象，是指中国佛教出家二众在世人心目中的定位。中国佛教历来遵循僧主俗从的信众结构和教化格局，僧人被认为是续佛慧命、传佛心灯、主持佛法、教化天下的唯一权威的特别群体，所以僧众是佛教存在形态中最活跃、最有力、最具现实感召性的因素，作为中国佛教存在形态的核心要素，僧众始终中国佛教发展的中坚力量，所以也是中国佛教形象的最直接、最明显、最广泛的体现。细化来讲，当代中国僧众形象由以下三个要素构成：其一是僧众的神圣性。作为僧众形象的首要因素，僧众的神圣性是指僧众掌握佛教智慧、内具超脱精神、外现庄严威仪、续佛慧命、感召信众的程度。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佛教僧众始终在神圣性方面保持着不衰的魅力，尽管各个时代在不同的地域内均出现很多消解神圣性的因素，甚至出现背离神圣性的庸俗卑劣现象，但宏观上来看，神圣性从古到今一直是中国佛教的核心资源。今天，中国佛教僧众在保持神圣性方面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应该引起中国佛教的高度重视。其二是僧众的人文性。所谓僧众的人文性，是指僧众具有人文素质的程度，而人文素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功底，如在哲学、历史、文学、艺术、书法等方面的理解力、鉴赏力和创作力；二是伦理素质，即在个人品德方面所拥有的境界。僧众人文性在历史上曾经是社会诸群体中最优秀的代表，尤其是在古代印度佛教早期和中期发展阶段以及中国佛教昌盛的隋唐时代。相比与明清时代，当今中国佛教僧众的人文性正处于不断充实上升的时期，但还有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其人文形象急需尽快重新树立。其三是僧众的社会性。所谓社会性是指僧众认识社会、理解社会、把握社会、进入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和程度。一个逃避社会、不认识社会的人，是不可能理解证悟佛智慧的；一个不愿进入或无法进入社会的人，是不能契理契机地传播佛法的；一个不愿意或不能服务社会的人是不会体悟大乘佛法的。历史上，中国佛教僧众在认识社会、服务社会方面功绩卓著，今天，台湾佛教僧众在参与社会方面远远胜过大陆，他们无论在社会救济方面，还是经济发展，乃至政治生活方面，均显示了很强的能力，相比之下，大陆僧众在这三个方面均显虚弱，形象有待改善。

所谓场所形象，是指佛教寺院或佛教居士林、佛学院等佛教专有场所在公众心目中的定位。佛教场所既是佛教精神的物质载体，也是佛教其他各种构成要素的汇聚地。一个完整的佛教场所一般都会具有佛教的崇拜对象，即诸佛菩萨，具有诠释佛教理论的经典，具有僧众的宗教活动和其他各种文化与经济或社会活动，是僧众集体生活、集体办道的基地，是接引众生、传播佛法的道场，是面向大众、服务社会的窗口。所以，佛教场所是佛教形象的重要承载。具体来讲，佛教场所形象主要包括以下三种因素：一是事务运行的有序性程度，指佛教场所管理体制健全，宗教事务、后勤事务和社会事务运行良好，相关的文物、园林、文化、旅游、商业等方面的管理到位，运转顺利，这是佛教场所形象的基础；二是僧伽共住的和合性程度，主要表现为六和的程度，这是佛教场所形象的关键；三是场所氛围的肃穆性程度，即佛教场所所具有的清净之象、庄严之气，这是佛教场所的神圣性所在，既来自佛教的理论，也来自佛教的僧众，还取决于佛教场所的景象，是内外诸多因素彼此影响、和合共成的精神性形象，具有神圣性和感召性，是佛教场所形象的灵魂。当代中国佛教场所由于受经济开发与旅游发展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庄严肃穆的氛围多有丢失，应该引起有关部分的高度重视。

上述三种形象彼此联系，密不可分，共同塑造了中国佛教的公众形象。其中佛教的理论形象是佛教说教在世人心目中的定位，这是佛教公众形象的基础，目前在中国大陆基本保持着良好的评价；佛教僧众形象是僧尼内在品格在世人心目中的定位，属于公众形象的集中体现，目前在中国大陆受到褒贬不一的评价，需要努力改善；佛教场所形象是场所运行机制与氛围在世人心目中的定位，目前存在的问题很多，应该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