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僧夺寺”大戏看点 台前明抢幕后暗算

编者按：在“申遗”这出旷世大戏中，国家各级文物部门可谓唱念俱佳、不遗余力。地方政府与文物部门联袂登台，配合默契，生生将“文化生命”演绎成“文化遗产”；再通过走基层献演“强拆”，假戏真做，弄一个面目全非遗恨百世的崭新“古城”。经济学博士李东兴为凤凰佛教撰文，盘点“驱僧夺寺”大戏看点，请列位看官上眼，剧情不让“春秋”，戏码不逊“三国”。

在“申遗”这出旷世大戏中，各级文物部门可谓唱念俱佳。地方政府与之联袂登台，通过走基层献演“强拆”。（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摄影：丹珍旺姆）

在西安“毁遗不倦”的商业化狂潮面前，任何高尚超拔的信仰都有可能砰然坠地，毕竟，“以佛教为经济抓手”的现实引力实在太沉重了。当这个浑身是胆的某政府机构以“强拆”驱赶僧团的时候，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他们“秋收”的季节又要到了。

然而这次，他们“收割寺观”的活动进行得并不顺利，“文物”镰刀再难斩断信仰的禾苗。兴教寺，成了鉴照众生万相的镜子，某政府机构的“皇帝新装”，在镜子里一览无遗。在“城市价值兑现”的口号下，至高无上的信仰被兑现成了金光闪闪的GDP；在不顾一切的狂飙突进中，当地政府不但成功谋夺了佛陀的手指，转而又对玄奘大师的灵骨虎视眈眈。

这场新时代的经济法难，将黑手伸向了僧团、把铲车开到了寺门。难道，有关部门真的打算踏过亿万佛教徒的血泪，将“文化生命”谋杀为“文化遗产”；通过“强拆”，拆出一个面目全非的崭新“古城”。

文物“镰刀”的前世今生

在“申遗”这场时代大戏中，国家各级文物部门可谓冲锋陷阵、不遗余力。有关兴教寺事件的“官方回应”，几乎都被文物系统一家包办：国家文物局声明要对兴教寺加以“整治”；西安市文物局以“申遗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落款发布《兴教寺申遗相关情况说明》，将拆除名单紧急微调；长安区宗教文物局某领导也口径一致地声称“拆的不是文物”、“都不符合申遗要求”。

一场针对宗教活动场所进行的“强拆”，却被文物部门包揽了所有“官方回应”，佛教界又一次被别人“代表”了。文物局如此喧宾夺主、越俎代庖，以代替佛教做决定为己任，难道是“扶弱济贫”吗？

回顾文革以来中国佛教的艰难求存史，就不难发现，风雨飘摇之中总少不了文物部门的影子。在文革中，大批僧人被打成“牛鬼蛇神”、寺僧被迫分离、佛教界遭遇严重浩劫。文物局却成了“文革暴发户”，趁机占据上千所佛道教寺观，以“保护文物”为名圈地敛财：一方面安排就业、开发旅游、售卖商品门票、修建会所；另一方面向中央申请文物维修资金。他们吃了民间吃国家，两头都吃、左右逢源。

文革结束后，文物局则将寺观看作私产，看管得如铜墙铁壁，在政策主张和实际做法上，改变寺观之宗教活动场所的固有属性和职能，把一大批寺观作为各级政府文物部门直接管辖的一个基层单位。佛道教想要依据中央宗教政策收回原本属于自己的寺观，居然难如登天！ 据徐玉成先生介绍，1989年重庆文物局曾假传中央领导指示，妄图霸占大足圣寿寺、拒不交还佛教界。同年，河南文物部门将净严老法师和住寺僧人逐出开封大相国寺，并捣毁佛像。目前，北京市仍被文物部门占据的寺观多达90%。2003年，中佛协要求依法收回北京白塔寺，时隔十年，文物部门至今尚未归还。

通过兴教寺事件中文物部门露出的一鳞半爪，已可窥见其“收割寺院、抢夺文物”的野心。被文物部门占据的上千座寺观，究竟何时才能回到佛道教信徒的怀抱，尚且遥遥无期；已经交还宗教部门管理的兴教寺，现在又要被他们“偷梁换柱”、以“不是文物”为由加以谋夺侵吞。

文物与历史无关 拆迁也与非文物无关

兴教寺三藏院兴建时，文物部门欲将这组新建筑评定为二级文物，文物部门说“认定文物不光仅仅看年代”；现在要拆迁了，文物部门却又称“90年代后的不是文物，都要拆除”。看上去，认定文物确实不仅看年代，究竟跟什么有关，恐怕还是要看文物部门的实际敛财需要吧？文物与历史无关，拆迁也与非文物无关。文物局的公信力，实在值得整个社会共相观瞻！

兴教寺恐怕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刚拒绝了文物部门以“文物”帽子对寺院庙产的谋夺，又陷入了“不是文物”所以必须拆迁的火坑。是“文物”，文物局要管；不是“文物”，文物局要拆。总而言之，你这座寺院，我们要定了！

“偷梁换柱”的机构改革

文物部门迫切需要“驱僧夺寺”，不如此不能将佛教圣物祖师灵骨据为己有；地方政府也迫切需要“驱僧夺寺”，不如此不能以“佛教为经济抓手”。在兴教寺等问题上，当地政府与文物部门一拍即合、亲密合作，组成“英法联军”，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将活生生的寺院变成一堆废墟。

于是，地方政府和文物部门的“驱僧夺寺”大业充当先行官的神奇机构应运而生了。出现了“区民族宗教事务（文物）局”这朵奇葩。本应分立制衡的两家机构，现在却合而为一，当面以宗教局身份压制寺院、转身又以文物局身份实施强拆。

有了结构调整作为后盾保障，对佛教的谋夺已经扫除了机制和程序障碍，让光天化日之下的侵占变得隐蔽化和合法化。挂牌之后的“宗教文物局”便于次年马不停蹄地贯彻着谋划已久的主张。2011年，区《十二五规划》提出“以佛教四大祖庭、八大寺院建设为抓手”，西洽会长安区集中签约项目赫然列有总投资8000万元的“兴教寺佛教文化旅游景区”项目。2012年长安区招商局发布的西安兴教寺旅游区项目规划中指明该项目总投资约2.3亿，预算年盈利可达3000万，并可在6年内全部收回投资。

面对这些事实，国家文物局“审批的方案中并不涉及任何商业开发内容”的说法是那么苍白无力。正如徐玉成所说，面对玄奘灵骨这棵“摇钱树”，审批方案没有商业开发，不等于实际操作不搞商业开发；今天不搞商业开发不等于明天不搞商业开发；对外说不搞商业开发，不等于暗地里不搞商业开发。

一方面以“驱僧夺寺”为目的的申遗工作紧锣密鼓地向前推进，另一方面谋夺寺产之后的敛财计划也已基本成形。2013年3月8日，兴教寺突然接到一纸拆迁通知，当地政府与文物部门正满脸笑容地等着兴教寺乖乖“入瓮”。

“请君入瓮”的建筑违章

兴教寺被绑上了“申遗”的贼船，等上了船才发现，僧寮、斋堂要被强拆，而自己则要被赶出寺院。加入了申遗，等同于被有关部门强行逼迫着在卖身契上按下了手印！

为捍卫寺、塔、僧的一体性，兴教寺僧团采取了在有关部门看来“敬酒不吃吃罚酒”的举动，退出申遗。但相关机构高招迭出，称“寺院新建筑都违章”、是“违法建筑”，即便不申遗也要拆除。邢利平律师指出，当地政府使用“违法”一词，“很可能会以此为由为拆迁铺路”。更有网友指出，当地政府恰恰“就在是与不是、拆与不拆、似拆非拆、佯装拆建上玩着太极推拿”。

多年来，兴教寺的兴建手续一直被搁置、而兴建工程则一直被默许。有关部门在兴教寺建筑审批过程中有意不作为，审批的申请一旦上交，就如同泥牛入海、再无消息。近日，国宗局局长王作安强调，“拆迁宗教房产要依法进行，充分考虑便利信教群众过宗教生活的需要，防止侵害宗教界合法权益”。然而，在兴教寺的兴建过程中，手续不健全的“默许”却成了有关部门埋在寺庙里的定时炸弹，一旦“驱僧夺寺”进入倒计时，便会立刻将它引爆。

专家官场现形记

频频在央级电视媒体上对兴教寺事件进行专业解读的各路专家学者，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分别从“真实性完整性”、“违章建筑”、“不是文物”、“法师撒谎”、“国际介入”等不同角度对兴教寺事件进行了全面解析。他们的角度虽然各有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对“驱僧占寺”的实质避而不谈，无论怎样分析，最后都会导向一个共同的结论——部分建筑必须拆除、僧团必须迁离。

陈同滨、安家瑶、郭旃、冯健、向德等众位官员或学者竟然如此异口同声，而主张却又如此悖于坊间的滔滔民意，这让人不得不质疑，此事背后必有蹊跷！

原来，真相在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西安国际保护中心（中心）和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保协）的成员名单里得到了解释。这些来自五湖四海、跨越不同领域的专家，甚至就连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都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以外，有着这两个机构中任职的共同身份。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同时担任保协主席、理事长和中心的指导委员会委员。声称“僧人在撒谎”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陈同滨，同时担任保协副理事长。认为“新建筑与整体环境不相协调、应该拆除”的中国社科院安家瑶，同时担任保协副理事长。指出“兴教寺是否退出申遗应由国际专家说了算”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郭旃，同时担任中心主任、管委会委员和保协副理事长、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巡视员。声称“拆的都不是文物”的西安市文物局副局长向德，同时担任中心常务副主任、法人代表和管委会委员。指责“兴教寺退出申遗不合时宜”的西安市申遗办公室负责人冯健，为中心副主任、管委会委员和西安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除此之外，担任西安丝路申遗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西安市市长董军，同时也是中心指导委员会委员。

至此，当地政府和文物系统的一家人已经在中心和保协这两个机构中齐聚一堂，这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全都指向着一个共同的利益核心——某政府机构。

而始终为陕西申遗鞍前马后效劳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西安保护中心，是由国家文物局、西安市政府、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和“保协”共同成立的“混血组织”。该中心存在的意义、2005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15届大会《西安宣言》的发表、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西安国际保护中心在西安的落户等等，“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确保申遗成功”。

为了当地政府和文物部门这个共同的目标，由郭旃亲自兼职挂帅的该中心，不仅多次承办了申遗工作推进会，而且还“积极参与了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报世界遗产项目中的各项申遗工作”，“为了更好、更快捷的完成文本制作，使申遗文本与国际考查标准相吻合，有力推动陕西省的申遗工作，陕西省文物局特委托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西安国际保护中心制作丝绸之路(陕西段)申遗文本”！

原来这个凝聚了诸位“专家”的“中心”已将此次西安的申遗工作一手包办。在此基础上的专家解读，也便成了某政府机构的一家之言。郭旃声称，兴教寺能否退出申遗需由国际专家调查之后，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作出评估才能决定。换句话说，以“中心”主任名义一手炮制了申遗文本的郭旃，又将以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的身份前来对兴教寺进行评定。一场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评估，只是为了把社会公众和兴教寺僧团蒙在鼓里而言。“国际介入”的结果，已经不言自明。

有网友愤慨地说，“现在已经不是谎言被拆穿的时代，而是真理被拆迁的时代！关键问题是，若非长安宗教文物局说了算，而是国际专家说了算，国际专家要看我们官方需不需要人家说。绕了个圈，还是领导说了算。唯一不能说了算的，就是寺院的僧人。”

佛教走向社会的围墙之外，某政府机构又为兴教寺禁锢了一道“无形的围墙”，在这道围墙里，兴教寺成了信息的黑洞，真相被活埋，大众媒体上的唇枪舌战开始转入了脱离公众视线的暗流涌动。

又一场地震：从唇枪舌战到暗流涌动

兴教寺事件爆发几天后，僧团的声音就在公众媒体上消失了。不仅申遗专家陈同滨将宽树法师的陈情“盖棺定论”为“撒谎”，就连新浪微博上宽池法师的帐号也被不断删贴。从兴教寺回来的律师兴趣团成员，有多人因为发布与事件相关的信息和图片而被注销帐号。段万金律师说，“到兴教寺之后才发现问题严重性”。赵义斌律师则质问，“我原来是西安市佛教协会法律顾问，对兴教寺情况关注，最近发了一篇《申遗何以要毁千年古寺》博文，为何连发几次被删除”？某门户网站佛教频道关于“兴教寺事件”的相关文章接二连三被删除，公众不仅被剥夺了发言权、也被剥夺了知情权。

在当地政府“没有回应的回应”中，背后的暗箱操作始终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有媒体报道称：“宽池指着山下那片刚平出来的庄稼地，‘他们（政府）已经在修停车场了，外面他们怎么弄我们管不了，但别把手伸进寺内’。”另据网友透露，“据说政府改变了原计划，让寺庙上报具体拆迁项目”。

如果所言属实，看来，政府的釜底抽薪之计已经开始发挥作用，兵不血刃就从兴教寺内部维了稳。或许，兴教寺拆迁被当地运作成定局已经指日可待，不仅要拆，而且还要兴教寺僧人主动上报“拆迁项目”。僧团可能马上就会成为申遗强拆之下的“遗民”——被西安遗弃的人民！

一方面打造出一边倒的舆论大势，另一方面实际的夺寺行动片刻不停。他们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强权与谎言在此处交织到一起，强权在谎言中找到了唯一的避难所，谎言在强权中找到了唯一的支持。当地政府看似“清静无为”，背后“大有所为”！

然而，无论是对中央宗教政策、对十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处理涉及佛教寺庙、道教宫观管理有关问题的意见》，还是对兴教寺事件中“驱僧夺寺”的实质，某地方政府始终都没有作出过任何正面回应。

为了“申遗”而要将千年来守护祖师塔的僧人驱离家园，这公然违背了中央宗教政策，又怎能不给玄奘大师的子孙一个交代、给天理国法一个交代呢？对此，我们郑重要求，请有关部门庄严承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绝不将僧人赶离家园！”

西安律师窦培信说，“我今年已经70岁了，我经历了西安的现代化，它的发展速度确实够高。但是，现在的西安似乎已经落进了现代化的陷阱，古老的西安已经失去了它的物质载体。而兴教寺被拆迁就是在破坏这已经遍体鳞伤的文化载体的一部分。”

在某地方政府看来，寺、塔、僧的分离丝毫无损于GDP的增长进程，这只是当局不顾一切推动城市化进程中所必经的一小步。然而，他们却从来不曾想过，没有僧人，谁来为西安的佛教历史传承点亮长明灯？没有僧人，谁来守护祖师灵骨？强挖祖坟，结局只能自掘坟墓。

奉劝某些权力机构，切莫让《阿房宫赋》应验成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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