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星桥：大陆佛教的慈善事业有着先天的不足

陈星桥（图片来源：资料图）

中国的佛教慈善资源丰厚，历史上也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从现代的慈善观念来看，传统的慈善具有个体性、随机性、封闭性、功利性，且严重依赖或依附于官方的主导。因此，佛教慈善应有的作用远未得到发挥。换句话说，中国佛教慈善存在许多先天的不足，面临着一些需要突破的瓶颈。近二十年来，大陆佛教的慈善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这种先天的不足和有待突破的瓶颈，仍深深制约了佛教慈善事业的发展。近十年来学界、教界关注佛教慈善的文章日益多了起来，但似乎对这一问题甚少讨论。因此笔者不揣翦陋，在此略作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社会形态的制约

虽然从佛教教义和佛教徒内在的修为境界来说，佛教慈善要求行“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即便大乘菩萨们真能做到“大爱无彊”，但在具像的、资源有限的、各种等级和藩篱重重，甚至充满对立的世俗社会，要予以落实，还是十分困难的。也就是说，佛教慈善必然要受到一定社会形态的制约。墨子的兼爱与非攻不得流行，而孔孟建基于宗法与等级社会的“仁义”、“中庸”大行其道，也说明了这一点。

千百年来，中国有两个最重要的社会形态，一是基于中央集权的官本位社会形态，一是基于血缘、亲缘等关系的宗法社会形态。包括国家的制度、法律法规乃至文化教育等上层建筑，基本都是围绕着这两大社会形态而建立，其它各种社会形态只能依附、服务或游离于二者之间。虽然这两大社会形态不乏正面的、重要的作用，但往往“人治大于法治”，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无法建立，普通民众的疾苦和权益诉求通常受到不应有的忽视、漠视，这与西方社会重视个体、人权、法治的传统形成了很大的反差。虽然佛教对众生的痛苦抱有最大的同情，以众多佛教寺庙为中心的佛教社团，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准公民社会的性质，但包括慈善功能在内的种种作用，只能作为上述两大社会形态的有益补充而已。

（二）社会意识形态与文化结构的制约

中华传统文化主要由儒释道三家构成，其中又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具有重视伦理道德、强调忠孝仁义、追求功名利禄的入世传统，虽然佛教、道教也曾盛极一时，甚至举国崇奉，但从来也没能撼动王权大于神权的现实，这与基督教文化圈和伊斯兰教文化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儒家辅政治世、道家自然养生，佛家出世治心，成为三家最重要的功能定位，赵宋以降，佛教日益山林化、民间化。迨至当代，中国的入世务实传统表现更为强劲，科学、无神论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宗教一度沦落为只是一类受到保护的甚至视为异己的文化形态。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佛教慈善事业的发展。

（三）佛教的价值取向与信众素养的制约

当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佛教自身，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造成。

1、佛教是一种出世导向型宗教，认为这个世界是无常的、虚幻的，本质上充满痛苦、烦恼，穷人有穷人的痛苦，富人有富人的烦恼，各有因果，人祸甚于天灾，单靠慈善救助或物质、文化条件的改善，是治标不治本。根本的解决办法，是贪欲的克制，人心的净化，乃至彻底的觉悟，从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因此，佛教的特长与关注的重点，不是禅宗类靠自力的修行解脱，就是净土宗靠他力的救赎，僧人更是辞亲出家，断欲去爱，亟亟于修心养性，或化世导俗，而对民众物质生活方面的困境与需求，理解和关注不够。

2、僧人是不事生产的，戒律也禁止他们从事生产，甚至包括医疗职业，要求他们远离财富，过一种最节俭的、与世无争的生活。其次，僧人是三宝之一，是居家信众恭敬、供养的对象，信众以有限的饮食、衣服、卧具、汤药等供养僧人，是为使他们安心办道的。因此，僧人习惯于接受物质供养，而逆向性地向民众施舍物质，存在心理和习俗的障碍。第三，随着佛教的发展，从古到今，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工商各界和广大民众为寺院供养了大量的田产和各种财富，往往使寺院建得金碧辉煌，成为一方民众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弘扬佛教文化的中心、满足精神寄托的圣地。但寺院经济再发达，它们也只属于十方三宝的财产，一方化地的公共资源，被视为神圣不可侵占的，为此，《地藏经》有“侵损常住……下阿鼻地狱”的明示，寺院有“爱惜常住物，如护眼中珠”的告诫。千百年来，这些因素从客观上和主观上大大限制了佛教慈善事业的开展。汉语系佛教还算好的，巴利语系和藏语系佛教的慈善局限更大。

3、慈善事业实际上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国家的政策法规（关乎意识形态、政治、监管），行业平台的公正透明（关乎诚信），利益分配的便捷、合理（关乎效率、公平），捐助方、执行人与受助方的良性互动（涉及信仰、价值观和行为习惯），也就是说，慈善事业涉及领域广、规模不一，要求从事者不仅要热忱、富有同情心，而且还要知识丰富、专业技能强、善于合作等等，这就需要有一大批具备高度热情、品德高尚、训练有素的专业人才，当代尤其如此。而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寺院和“方外之人”的僧尼乃至普通信众中，慈善相关专业人才奇缺，要做好慈善事业，难度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