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宫廷的生活写照

2012年09月17日 08:49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作者：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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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川石钟山石窟（图片来源：慧海佛教资源库）

剑川县，位于云南省的西北部，属于白族自治州。在距离剑川县城西南25公里的地方，横亘着石宝山的一个支峰——石钟山，因为这座山上有像钟一样的巨石，所以才得到了这个形象的名称。这里群山环抱，林木掩映，有着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岩石，使这一带的风景久负盛名。公元1639年，明朝著名的地理学家徐霞客在游历剑川时，曾经来到了怪石突起如狮如象的石钟山，他觉得很奇怪，但却不知道那就是著名的石钟山。后来等他知道了，很后悔当时没有仔细观赏。我们不了解徐霞客是不是知道石钟山里还有佛教的石窟寺艺术，如果他还听说过，那么他当年的遗憾就更甚了。

石钟山里有一个石钟寺，是唐代创建的古老的庙宇，经历了千百年的风雨之后，原来的建筑物早已毁坏不在了，现存的寺院建筑大概是在清代重新修建的。剑川的石钟山石窟就坐落在这个寺院附近的悬崖峭壁之上。从石钟山石窟的地理位置来看，是分布在三个区域：石钟寺区有八所，狮子关区有三所，沙登村区有五所。石钟寺区的内容最为重要，而且第1、2窟里的古代国王生活的写实群像雕刻，在中国古代雕刻艺术中一直占据着独特的位置。

石钟寺区第2窟的空间并不太大，高有1.46米，宽1.52米，但却运用高超的雕刻技艺，把整个窟形装扮成了一所富丽堂皇的大厅。石窟的里面主次分明、尊卑有序地刻出了16位人物，当中端坐在龙头椅上的是一位国王，头上戴着云南少数民族特有的王冠，身上穿着圆领宽袖长袍，宝座的装饰异常豪华；在国王的身边簇拥着宫廷的侍从和武士们，他们有的举着旗子，有的手拿长柄扇，还有手持佛念珠的僧人和双手捧瓶的侍女，在窟门两侧还分别刻着一位相互对坐的官员形象。这些人物交相穿插合理地排列着，既烘托出了作为全窟中心人物的国王，也使雕刻内容在庄严威武之中孕育着一种活泼的动态。这是一幅写实性的国王出廷议政的组雕。

石钟山石钟寺南诏第五代国王阁罗凤出巡图（图片来源：慧海佛教资源库）

石钟寺区第1窟在大小规模、构图内容等方面都和第2窟十分相似。它的中间也雕着一位国王的坐像，在宝座前面的左右两侧侍立着手持宝剑的武士，后面两旁各有一位手拿长柄扇的侍从。此外，还簇拥着五位武士，一位和尚，在窟门的左右两侧也对坐着文官二人。第1窟的保存情况不太好，但它所表现的应该是和第2窟主尊相同的另一位国王的议政场面。

最具有生活气息的，要数狮子关区的“全家福”组雕了。狮子山是石钟山的一个小山岭，它和石钟寺隔着一个山沟遥遥相对着。山上有一块巨石，很像一只蹲踞把关的雄狮，所以又叫狮子关。这里第1窟的上面有一块巨石覆盖，仿佛天然的屋檐，窟高只有0.6米，横宽1.24 米，但里面的雕刻却很有特色：在正中间的下部是一个长方形的宝座，座的前面有一张方桌，上面摆放着几个器皿，宝座上面端坐着国王和他左边的王后，夫妇二人都把双手拱放在胸前，神态温和恭敬；在国王和王后中间有一个正在玩耍的小孩子，而在他们的身后两侧还分别有一位稍大一些的男孩子、女孩子，都是端正地侍立着；这一家五口人的后面是一个大屏风，宝座的左侧有一位侍女手执着羽扇，右侧是一位男侍从一手握笔，一手拿着记录簿，像是一位书记官。国王的这家人就像是正在自己的后宫中恭迎着前来拜访的贵宾，又像是正在举行团圆的宴会，所以被人们通俗地称为“全家福”。

石钟山狮子关区南诏王全家福造像（图片来源：慧海佛教资源库）

这些被雕刻在石钟山石窟里的古代国王和王后的形象，究竟代表着什么呢？让我们先来追溯一下云南古代的历史情况吧。

大约在唐朝的初年，云南的大理地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出现了六个较大的部落组织，称为“六诏”。其中的蒙舍诏位于其他五个部落的南面，所以又叫作“南诏”。当时，与他们的西北方相邻的是强大的吐蕃国，这是藏族人的祖先在青藏高原上建立的国家。唐朝的军队经常在云南的西北部和吐蕃发生冲突。其他五诏，以及剑川、时傍二诏，在吐蕃的威胁下，常常背弃唐朝归顺吐蕃，只有南诏坚持效忠着大唐帝国。公元713年，唐玄宗李隆基把南诏国王盛逻皮晋升为二品官，并赐他作台登郡王。盛逻皮死后，他的儿子皮逻阁在唐王朝的大力支持下，顺利地兼并了其他五诏，统一了洱海地区。公元738年，唐玄宗封皮逻阁为云南王，一个初具规模的南诏国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当时，剑川诏还在吐蕃势力的控制之下。一直到了公元794年，南诏的第六代国王异牟寻与唐朝结盟，击败了吐蕃军队，剑川才正式归入了南诏的版图。也就在同一年，唐德宗李适又把异牟寻册封为云南王。

南诏统一100多年以后，政治局势开始动落不安，变乱叠起，经常变换国号。公元937年，段氏集团在南诏的基础上建立了大理国，形势才稳定了下来。后来，元世祖忽必烈的军队消灭了大理国，正式建立了云南行省，才结束了历经500多年之久的云南少数民族地方政权。

在南诏大理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虽然有时候他们并不直接接受着中原王朝的统治，但却与内地的唐朝、五代、宋朝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联系。剑川，不仅是南诏大理国的军事要地，也是这里同中原汉族、吐蕃藏族，乃至东南亚各国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这些历史上和地理上的优势，就使得剑川地区汇集了云南省最主要的雕刻艺术瑰宝，我们还能从中看到汉族和藏族艺术风格影响的成分。

讲到这里，我们就比较清楚了：石钟山石窟里的世俗王室中的人物形象雕刻，应该是云南古代少数民族政权时期王室宫廷的生活写照。南诏国是以乌蛮的蒙姓为国王，白蛮的大姓为辅佐的联合政权，而大理国则是以白蛮为主体建立起来的，第一代国王段思平就是白蛮的贵族。白蛮是白族的先民，而今天的彝族，就是当时乌蛮的后代。传统的观点认为：石钟寺第2窟表现的是南诏第五代国王阁逻凤（公元752—779年在位）的出行或议政场面，而第1窟的主人则是第六代国王异牟寻（公元780—808年在位）。至于狮子关区第1窟的“全家福”，有可能是南诏的创业始祖细奴逻与家人的形象。

我们前面介绍的石窟里供奉的都是佛教世界人物，而这里雕的却是世俗的国王，这是与古代白族人一种特殊的本主信仰相关联的。所谓本主，就是这一带本乡本土的神灵，这种信仰大概从南诏时期就有了。被崇拜的本主开始都是些与大自然有关的神，后来南诏大理国的国王、清平官、大将军，甚至唐朝的个别将领也纷纷挤进了本主的行列。这三所王室生活的组雕虽然还不能断定究竟代表着哪一位国王，但石钟寺南面沙登区第1窟中的南诏天启十一年（公元841年）的石刻题记，和第2窟以及石钟寺区第8窟中的大理国题记，可以清楚地告诉我们，石钟山石窟是从南诏国到大理国这数百年间逐步开凿完成的。

相传，在唐朝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南诏国王派遣宰相张建成去朝见玄宗皇帝，李隆基赐给他很多佛像和佛经，这样，云南的少数民族就开始信仰佛教了。在有的历史书中，还记述了印度僧人去云南传教的事迹，他们都受到了南诏国王的热情接待。《南诏野史》上说，大理国的第一代国王段思平几乎每年都要修建佛寺，最后铸造了上万尊佛像。这虽然带有一些夸张，但大理国时期先后有8位国王后来当了和尚，这就充分说明了当时佛教信仰的热烈程度。我们从石钟山石窟里王室成员中所夹杂的和尚形象，和其他石窟的南诏大理时期的佛教造像，还能看出那时候佛教与艺术的繁荣情况。

沙登村区第1窟在公元841年完成，是石钟山石窟群中年代明确的最早石窟，里面雕着倚坐着的弥勒佛和结跏趺坐的阿弥陀佛像。第2窟中有一尊大理国时期一位妇女出资造立的观音菩萨像。狮子关区第2窟也有一尊浮雕的观音像；第3窟里还刻着一位高0.94米的波斯国供养人像。

石钟寺区的佛教造像最为丰富，在题材上除了有佛、弟子、菩萨等人物形象外，第5窟中还雕着一位俗称为“愁面观音”的人物，但它的形象和其他的菩萨截然不同，如果说它是一位正在苦修的僧人像，倒是有几分相像。所以，“愁面观音”很可能是大理国时期某一位传播佛教的大师像。最为壮观的是第6窟，在长11.63米的宽敞空间里，正中雕刻了释迦牟尼和阿难、迦叶像，它们的两侧雕出了八大明王和两身力士像。这里的明王，是佛教密宗崇奉的佛或菩萨的一种变化身，是为了教化众生中特别贪愚的人而显化出的忿怒威猛相的尊神。明王的“明”，就是光明的意思，它们要用佛和菩萨智慧的光明，去摧破众生的烦恼业障，所以称为“明王”。第6窟里的八大明王都是多面多臂的威猛愤怒形象，它们分别代表着降三世明王、大威德明王、大笑明王、大轮明王、马头明王、无能胜明王、不动明王、步掷明王，是由观音、文殊、普贤、地藏等八大菩萨分别变化出来的。有趣的是，在相距遥远的唐代长安城大安国寺遗址中，曾经出土了精美的白石贴金画彩的降三世明王、不动明王、马头明王像，是唐玄宗时期的作品，同石钟寺第6窟里的同类明王像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从这两地的雕刻艺术之间，我们看到了中原王朝的佛教文化对偏远的西南地区的强大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