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孺童《佛学启蒙》：汉文大藏经各种版本及特色

第一部刻本大藏经即《开宝藏》（图片来源：资料图片）

韩国海印寺珍藏高丽大藏经经版（图片来源：资料图片）

万历年间出现方册装刻本大藏经（图片来源：资料图片）

“大藏经”，又称一切经，略称藏经，为佛教一切三藏经典之总集。中国之汉文大藏经，虽于隋唐就有编纂，但当时全赖人工手抄，不成规模，流通亦少。而在真正意义上编纂全面且刻板印刷纸大藏经，当始于宋代。……

主讲：王孺童，著名学者，佛教居士，现为中国佛教协会理事、中国佛教协会居士事务委员会委员、民建中央文化委员会委员、全国青联委员、全国青联宗教界别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委员、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主要佛学著作：《高僧传（选译）》《坛经释义》《百喻经译注》《正信录释义》《维摩诘经释义》《金刚经·心经释义》《佛学启蒙》《佛学纲目》《佛学经义》《比丘尼传校注》《智顗净土思想之研究》《王孺童佛学论著集》《释迦佛出世图注译》《金刚般若经科疏》《坛经赞五重玄要》《瑜伽师地论释宗本疏》《雪峰义存法嗣行录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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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藏经”这个词，在梵文中找不到相对应的原词，因此它是一个由中国人创造的名词。“大”在这是一种褒义，表示佛教经典穷天地之极致，无所不包。“藏”是梵文Pitaka的意译，Pitaka意为盛放东西的箱子、笼子等器皿，古代印度僧侣常把他们抄写的贝叶经放在这类箱子或笼子中，因此“藏”就成佛经的计算单位或代名词。“经”是梵文Sutra的意译，Sutra原意为“贯穿”，古印度佛教徒认为，用一根线绳把花瓣穿起来，这些花瓣就不会再被风吹散。同理，把释迦牟尼的教言搜集总摄在一起，便可流传后代永不散失，所以称作Sutra。中文“经”原意为织物的纵线，有绵延之意，故引申为“常”，指常存之理义、法则、原则。中国人为什么要用“经”来翻译印度的Sutra？在此，僧肇解释可能有代表性，僧肇在《注维摩经》卷一中说：“经者，常也。古今虽殊，觉道不改。群邪不能沮，众圣不能异，故曰常也。”由此看来，中国人用“经”翻译印度的Sutra，反映出中国佛教徒对释迦牟尼及其言教的无限崇拜与信仰。所以，“大藏经”这个词既吸收了印度佛典管理内容，又融贯中国人的思想与情感，本身就是中印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从现有材料看，“大藏经”一词最早出现在隋朝灌顶所著《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中，文内说智者大师一生共造“大藏经十五藏”。当时还没有发明雕版印刷术，造大藏经，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这条记述说明，最迟在隋代，“大藏经”一词已被人们使用，但当时这个词主要用来指由中国人自己编集的汉文大藏经。近代以来，“大藏经”的含义略有扩展。除了特指汉文大藏经外，有时也在前面加上定语，用以表示其他各语种的佛教典籍汇编，诸如藏文大藏经、巴利语系大藏经、西夏文大藏经、蒙文大藏经、满文大藏经、傣文大藏经等。

汉文大藏经是汉文佛教典籍总汇，虽是佛教典籍，却涉及哲学、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历算、医药、天文等诸多领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是研究世界文化不可或缺的资料。从来源看，汉文大藏经可分作翻译佛典与中华撰述两大部：翻译部分的原语种十分繁杂，既包括从梵文、藏文、巴利语翻译的经典，也包括从中亚一带各种语言翻译成汉文的经典，内容包括大小乘、显密教，十分丰富；撰述部分均为中国人的著作，内容有对经、律、论的各类章疏、史传著作、各类论著、地志目录等等，宏富广泛，是研究中国佛教乃至中国历史、哲学、社会的珍贵资料。

汉文大藏经的装帧形态有卷轴装、蝴蝶装、经折装、方册装、现代精装五种：写本大藏经和早期刻本大藏经采用卷轴装，北宋晚期以后的刻本大藏经多采用经折装，明代万历年间出现方册装刻本大藏经，清末铅字排版大藏经亦用方册装，而影印本大藏经则多为现代精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