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老一代学者中，方立天、楼宇烈、杨曾文作为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这三大佛学研究重镇的领军人物，大体代表了他们那一代学者的最高水平。三老当中，方立天对于中国佛教思想史的涉猎面最为广泛，因此他的回应令人期待，但耐人寻味的是，方立天很少正面回应印顺对中国佛教思想的批评。楼宇烈在三老当中对近现代佛教关注最多，思考也最为深入，近十余年来其门下有不少研究生以近现代佛教为学位论文选题，但他也同样没有对印顺思想作很多的评论。杨曾文研究印顺思想的成果最多，而且也最不掩饰对印顺的赞美。但对杨本人的学术研究影响最大的，主要还在于印顺的《中国禅宗史》，而正是在这一论域，深爱禅宗的杨先生怕是不能接受印顺对于宗门传统的严厉批评。

在中生代学者当中，很多代表性人物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和印顺思想相遇并驻足聆听。但除了个别学者以外，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只是思想探索旅途中一场愉快的邂逅，稍事停留之后便沿着各自原来的兴趣和论域继续掘进，很少有人持续关注印顺思想，更鲜有人循着印顺的问题意识向更深处漫溯。

在后起的新生代青年学人当中，受惠于两岸间日益频繁的佛教文化交流，很多人在读研究生阶段便得以接触到印顺著作，并成为他们进入相关论域的重要参照。但即使在这个群体当中，在对佛教思想的基本理解方面受到印顺思想强烈影响的也并不多见，而服膺印顺思想、以印顺私淑弟子自居的则更未见其人。

这不能不说是大陆佛教思想界的一种悲哀：新典范希望为中国佛教指出一条康庄大道，但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作为一个学问僧被接受，而且连学术思想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这种状况，和台湾佛学界恰成一鲜明对比，对于台湾佛学界而言，印顺思想几乎是几代学人步入佛学研究必然要经过的桥梁，无论后来继续前行的路上他们是继续尊印，还是力图走出印顺思想的庞大身影。

这种反差也明确无误地呈现一个简单的事实：大陆的佛学研究并没有出现过一个类似台湾佛学研究曾经经历过的印顺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