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从1950年代到今年（1991）的四十几年间，印顺法师是在佛学思想上对台湾、香港、东南亚等地华人佛教徒影响最深最大的出家人。迄今为止，他的佛学著作仍然是上列地区佛教界的热门读物。他在佛学上的地位，仍然被大部份华人佛教徒仰望为当今的泰山北斗。

印公是一位以著述贡献佛教的大德。就古人之‘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分类法来看，他明显地是因为‘立言’而卓然有所树立的。如果以慧皎《高僧传》的十科分类来看，他应是属于‘义解’科上的高僧。因此，就风格而言，他一生所显现的是相当清晰而单纯的。

迄今为止，印公著述之行世者，共有四十册。此外，还编辑过《太虚大师全书》等四部书。就著述言，可分为二类，即《妙云集》与《妙云集》以外的作品。而就内容言，可以分为三类：

（1）经论讲记：如《中观论颂讲记》等。

（2）通俗性著述：多为通俗性的弘法演讲记录。

（3）专书：如《妙云集》中的《中观今论》、《唯识学探源》等书，及《妙云集》外的《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等书。

此外，如果就其著述时的年龄来分；六十五岁到七十五岁之间的著作，共有十四部。七十五岁迄今的著作有九部。以七十五岁以上的高龄，还著述不懈，佳作迭出，此等风范，委实令人歆羡。今年（1991）夏天，印公又口述完成《大智度论之作者及其翻译》一书（昭慧法师整理）。以八十六高龄及虚弱体质，仍能坚持贡献其所学于社会，此等工作精神，尤足令人景仰。

（二）思想背景

印公出生于1906年，出家于1930年。这个时代，就传统中国佛教的发展史来看，是属于强弩之末的衰微期。中国佛教的衰颓现状，与佛法的变质，使印公深有感慨。但是，这个时代也正是我国文化史上的钜变时期。佛教界有心革新的大德也不在少数。其中，出家众的太虚大师与在家众的欧阳渐，就是个中翘楚。他们对佛教思想、佛教教团与制度，都有与传统不同的看法。对这些迥异于传统教界的革新倾向与态度，印公自是不能毫无所感。加上当时陆续输入的日本佛学研究成果，印公也不能毫无所见。

因此，印公思想成长的时代，可以说是新旧思想相互激擎时代，也是现代日本佛教学术成果开始输入我国的时代。太虚、欧阳渐等新潮流思想对旧有佛教传统的批判，日本的新式佛教研究与传统中国佛学的差别，都对印公的研究生涯，有相当程度的冲击。

如果全面地透视印公的思想，上述这些新旧思想与他本人的思想之间，是有差别的。即使是影响他最大的太虚大师，其与印公之间，对佛法的判摄、抉择等方面仍有甚大的差异。因此，印公所受到的时代冲击，是在复杂多面的外在因缘刺激下的思想反省，并由此而作某种义理上的抉择与树立。并不是单纯地对新时代思想的无条件模仿。

（三）个性与佛学成就

四十几年来，印公能够在佛学上留下如许众多的成果，这与其人的个性应该不无关联。依据笔者的观察，下列这些由独特个性所衍生出来的条件，应是使他能够累积如是功力、成就钜大佛学成绩的主要原因：

（1）冷静、理性、喜欢独处，及不擅应酬的生活习惯。

（2）治学时，一味求真求实，期能研求出真正的佛法。他不迎媚时流，更不为中国既往的传统所拘宥。即使面对的是他心目中所最钦仰的太虚大师，如果在佛学领域中有不同的看法，他也不致因为彼此情谊而扭曲己见。

（3）毫无宗派成见，绝不落入传统宗派的窠臼。

（4）具有历史意识。他虽然未曾受过学院的史学训练，但仍具有过人的史识与精审的史法。他的治学特色，是先行探求历史发展的真相，然后再给各义理体系作客观的批评。

（5）不迎合信徒，不走世俗经营寺院的路线，能够甘于枯淡，而将‘研求佛法’作为毕生坚持的目标。

这些个性上的条件，加上他曾累积甚多传统佛教学者所应具备的资粮（他曾数次通阅大藏经），又对二十世纪的新式佛学研究法颇有取资。能如此融会新旧佛学研究精华于一身，乃使他在未受过学院训练，又不通晓外文的情况下，仍能著述等身，卓然有所树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