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汭（1158－1210）探究《金刚经》和《六祖坛经》、大慧宗杲的《语录》、李通玄的《新华严经论》等的思想，将中国禅宗和高丽的国情、自己的体验结合起来，著有《修心诀》、《直心直说》等，主张心为觉悟之本，成佛不假外求，顿悟之后还需渐修。他以慧能的传法中心“曹溪”为名，创立“曹溪山修禅社”，形成高丽国的富有民族特色的禅派——曹溪宗，此后发展为高丽佛教中的主流派。此后中国的临济宗在高丽的传播过程中，也利用曹溪宗的名义。现在韩国，曹溪宗仍然是最有势力的宗派，另有从曹溪宗分离出来的太古宗。（参阅杜继文主编《佛教史》第七章和第十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佛教在公元六世纪中期传入日本，在佛教相当盛行的镰仓时期（1192－1333）才由日中两国禅僧正式传入禅宗。日僧荣西（1141－1215）入宋求法，从临济黄龙派虚庵怀敞受法，回国传法，被尊为日本临济宗的大祖。此后，日本禅僧圆尔辨圆、中国禅僧兰溪道隆（1213－1278）、无学祖元、一山一宁（1247－1317）相继在日本传临济宗杨歧派禅法。因为受到幕府武士政权的支持，临济宗一时成为最显赫的宗派。禅僧在传法的同时，还将正在中国兴起的程朱理学传到日本。室町幕府时期（1336－1573），幕府对于禅宗寺院实行“五山十刹制”，将在京都的南禅寺置于全国禅寺的最高地位，又择取在京都、镰仓的各五寺分为五级，称“五山”，此外又有所谓“十刹”、“诸山”。在这一时期，禅僧除了传禅法外，还从事多种文化活动，撰写汉诗汉文，讲授宋学，促成对日本民族文化贡献极大的“五山文学”的繁荣。曹洞宗由日僧道元（1200－1253）传入日本，他入宋从师于在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市）天童寺传法的长翁如净，回国传“默照禅”，提倡“只管打坐，身心脱落”，并且主张“修证一如”，将坐禅既看作是修行方法，也看作是达到觉悟的表现。曹洞宗长期在农村发展，至道元下三世绍瑾（1268－1325）时，适时地吸收日本民间信仰习俗和其它宗派的某些做法，使曹洞宗得到迅速发展。

日本在进入江户时代（1603－1867）以后，由于幕府加强对佛教事务的管理和控制，并且有意推行发展文教的政策，临济宗和曹洞宗与其它各宗一样都致力于佛教义理的研究并兴办学校，发展教育，成绩很大。在这一时期，中国禅僧隆琦（1592－1673）又从中国传入本属临济宗法系的黄檗宗，同时传入明清文化，为当时日本佛教和文化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禅宗对日本历史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宋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对日本武家体制和武士道的充实，对日本哲学文学、艺术、建筑等等的发展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古代越南是中印两国文化的交汇地区，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末，佛教从中国和印度传入越南，到4、5世纪时得到广泛的传播。此后，中国的佛教宗派，特别是唐朝中期以后迅速兴起的禅宗以及在民间广泛传播的净土宗在越南得到较大的发展。从9世纪到13世纪，越南相继出现了民族化的佛教宗派——属于禅宗系统的无言通派、草堂派、竹林派，这些派别先后受到李朝（1010－1224）、陈朝（1225－1405）皇室的尊奉，被奉为国教。17世纪以后，竹林禅派逐渐与净土宗融合，形成禅、净合一的莲宗，主张禅、教一致，念佛和坐禅双修。此后由中国禅僧元绍创立元绍禅派，弘传临济禅法，提倡禅教一致，在越南中部、南部一带流传。18世纪越南了观法师创立了了观禅派，对临济禅法进行改革，至今在越南中部比较有影响。

在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中，佛教是联接东亚各国的一条重要的“黄金纽带”。在这当中，中国禅宗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区各国的佛教和历史文化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