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之交提出“庙产兴学”的张之洞、邰爽秋之流，理由是佛教面临淘汰，僧徒多属无能，不妨把有形的庞大寺产，移作国民的兴学费用。此举虽然荒谬，毕竟还摆得出堂堂之阵，多少上得了台面。现在巧取豪夺庙产的衮衮诸公，用的多是弘扬佛教文化、让佛法适应现代社会之类意义模糊、似是而非的理由，看中的多是无形的佛教知识产权，攫取的多是小团体和个人的利益。文革之后，随着宗教政策的逐渐落实，从废墟中崛起的佛教具有极大的弹性空间。佛教的必然复兴，是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在政经改革和文化重建过程中，21世纪佛教将会成为第一显教（理由请参见笔者所撰《佛教在市场经济转轨中的机遇与挑战》，载《佛学研究》1995年年刊，此处不拟多论）。在这个意义上，现在的庙产掠夺者，盗用的是释迦牟尼的品牌，占领的是佛教未来的发展空间。

忧思之三：“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会否同样笼罩在佛教头上？

二千五百年来，由释迦牟尼佛和中外无数高僧大德塑造的佛教品牌，是一笔无价的知识产权，这是属于十方佛教徒的无法估量的财富。正因为如此，饿鬼道上的诸多众生才会对庙产虎视眈眈，各种假冒伪劣的“佛教产品”才会肆无忌惮地涌现，败坏正统佛法的声誉。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佛教主体软弱，附法外道就会占领本应属于佛教的思想空间。对现在的佛教教团来说，只要戒不振、禅不修，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各种道门，甚至成为大学师生的精神导师！而对广大教外知识分子来说，佛教教团主体性的建立，同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成长，是一种唇亡齿寒、相依为命的关系。

一个世纪以来，为抵御庙产兴学风潮而发展起来的近代佛教教育，主要限于教团的自我延续和更新。如杨仁山在《支那佛教振兴策》中所说，与其让教外各色人等染指寺产，“不如因彼教之资，以兴彼教之学，而兼习新法，如耶稣天主教之设学课徒”。但一个世纪下来，当我们的东邻日本已经有三十余所佛教大学，连海峡对岸的台湾也拥有或正在筹建七所佛教大学，而我们连一所佛教大学都不具备！可见，仅仅著眼于佛教内部，连佛教教育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用我们今天的眼光，在信仰、社会、文化三大层圈中，著名学者章太炎与半僧半俗的苏曼殊可划入文化层圈。1907年，章太炎同苏曼殊发表《儆告十方佛弟子启》、《告宰官白衣启》，第一次从宗教的地位和社会功能高度，敦请政府官员与废佛兴学的士大夫了解世界大势，认识宗教的社会功能，不要参与庙产兴学。同时，对统治者欺软怕硬的行径进行揭露：“诚使宗教当除，何以罗马、路得二宗（指天主教、新教）反应保护？昔宇文氏勒僧返俗，而黄巾羽士，例亦同遮。今若废灭沙门，亦应拨除景教。”他们在佛教、政治之外，所发出的第三种声音，虽然微弱，倒是开了政府、佛教界和学术界三方面力量互相制约、良性互动的先河。

孔子一生栖惶，屡发“道不行，乘槎浮于海”的慨叹。老子看得透一点：“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孟子则抒发大丈夫的豪情：“予非好辩也，予不得已也。”辩而不行于世，则退而著书，让是非善恶留予后人评说，几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标准模式。面对世纪之末触目所见的末法衰相，以上所述，无非是概括为如下四句：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还得说，为了不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