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3月，清朝湖广总督张之洞抛出《劝学篇》奏折，揭开了中国政教关系史上臭名昭著的“庙产兴学”的序幕。在落后就要挨打的严峻现实下，满清王朝被西方列强逼上了近代化的道路，于是办洋务，开工矿，派留学生……值此百事更新之际，以张之洞为代表的统治阶级中一部分较有头脑者，却开出了一剂急功近利的“庙产兴学”药方，欲取宗教教团之产业，以充国民教育之经费。不管是出于善意的动机，还是出于混水摸鱼的险恶用心，庙产，似乎成了垂死孤老的一笔无主遗产，成为各种社会集团势力觊觎的目标。满清覆灭以后，袁世凯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依然延续了清朝对佛教歧视、箝制的宗教政策，无视佛教的宗教主体性和社会地位，掀起与僧争利的汹涌狂潮。（详见笔者《对中国近代两次庙产兴学风潮的反思》，《法音》1994.12）。

不管是出于自觉还是被迫，中国既然打开国门，走上近代化道路，就必然要因应世界性的信仰自由、政教分离潮流。现在看来，上个世纪之交发生的这股风潮，是二千年来政（儒）教合一体制的回光返照，它宣告了佛教匍伏于封建王权和儒教之下苟安局面的结束，从而从反面推动佛教在宗教思想和组织体制上进入自强、自立、自主的近代形态。1912年4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华佛教总会，虽起因于保护庙产，毕竟作为中国佛教有史以来第一个自主的组织，登上子历史舞台。第一任会长，湖南籍的八指头陀敬安禅师，也是在与袁世凯政府内务部交涉保护庙产时，于1912年11月10日客死北京法源寺，成为近代史上第一位为佛教事业而献身的烈士。从张之洞的《劝学篇》到今天，一百年过去了。“庙产兴学”虽然不再有人提起，但它的幽灵依然在中国大地上徘徊，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口号，到各行各业藉佛敛财的行径，各种变种层出不穷。个别书生的微弱呼声，未必能挡住由偏见和贪欲驱动的共业之轮。以下所发的些许议论，不过是立此存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