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名垂青史的佛门弟子
林则徐虎门销烟(图片来源:资料图)
稍懂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林则徐(公元1785~1850年)是晚清爱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曾担任江苏、陕西巡抚、署理两江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署理陕甘总督、云贵总督,功勋卓著。是我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民族英雄,鸦片战争时的著名抵抗派领袖,禁烟运动的杰出先驱。这位“历官十四省,统兵四十万”(林公晚年自刻印章语)的封疆大吏,还是一位虔诚的佛门弟子呢!对此,恐怕知之者就甚少了。
在他身上,萦绕着佛家悲天悯人的情愫,其爱国佑民、英勇抗击侵略者的气概,体现了菩萨入世利生“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奉献精神。
林则徐,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竢村老人。1785年8月30日出身于福建侯官(今福州)一个比较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三岁即在其父林宾日办的私塾学四书五经,七岁开始习八股文,十二岁便以第一名成绩通过府试,十九岁通过乡试成为举人。可见他从小即接受了正规的儒家思想教育,以后为了生计,一边学习,一边教书,并曾应厦门海防同知房永清之邀任司书。后遇福建巡抚张师诚,深受赏识,在其幕府辅佐四年。由此社会阅历渐广,看到港口厦门等地社会风气败坏,嫖窃成风,鸦片走私及吸毒现象严重,深感厌恶,并寓志治理。张师诚奉佛尤谨,曾辑《径中径又径》一书,劝策行人专修净业,多切至之语。林则徐自然深受影响,在他二十三岁(公元1807年)时,曾手书当时佛教界最流行的《佛说阿弥陀经》、《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和《大悲咒》、《往生咒》五种经咒,共贮一函,上题“行舆日课、净土资粮”八字,作为每日必诵的功课。
《林则徐日记》记录供佛礼佛
其经本只有四寸多长,三寸多宽,每面六行,每行十二字,以便于随身携带。所书经咒,笔力遒劲,字迹工楷,端严秀美,一丝不苟,足见其对佛教的虔诚与恭敬。(林公逝世后,后人将其合订为一册,题为《林文忠公手书经咒日课》,1987年7月,中国佛教协会将此书影印流通。)
• 在宗教信仰及其活动方面,林则徐除在日理万机和戎马倥偬中,坚持“行舆日课”,不废诵经念佛外,在《林则徐日记》中还可以查找到不少他供佛礼佛、求佛祈雨、写经赠友、忌日持斋、兴办佛事的记述。例如:
嘉庆十八年癸酉(公元1813年),林公供职翰林院,在《癸酉日记》中载:“清晨,焚香叩头,斋心默祝”、“早晨,佛前供汤丸” 的记述。
嘉庆二十一年丙子(公元1816年),林公奉派充任江西乡试副考官,在《丙子日记》中有“游龙泉寺,……在座食斋”、“望见庐山五老峰,巳刻至东林寺”,并瞻仰了该寺文物碑刻。
嘉庆二十四年乙卯(公元1819年),林公奉派充任云南乡试正考官,在《己卯日记》(又名《滇轺纪程》)中记述,由京赴滇沿途参拜的佛寺有:河北安肃慈航寺、正定大佛寺、赵州古庙金山寺、湖南沅陵留云寺,有时干脆住在寺里。7月27日到达云南嵩明县时,“有寺曰海潮,适大雨如注,未得登眺为憾!”
在诸佛菩萨中,林公最崇敬的是观音大士,除多次向大士行香、祈雨外,道光十八戊戌(公元1838年),在担任湖广总督期间,还在督署内建了观音庙,每日行香设供。在《戊戌日记》中,即有诣署中大士前行香,“大士神诞,黎明诣本署庙内设供行香”的记述。此外,林公担任江苏巡抚时,还为苏州观音庙题写了一副充满佛性的对联,联云:
大慈悲能布福田,曰雨而雨,曰旸而旸,祝率土丰穰,长使众生蒙乐利;
诸善信愿登觉岸,说法非法,说相非相,学普门功德,只凭片念起修行。
此联颇能反映出林公慈悲济世的佛化心襟。
《林则徐诗集》弘扬佛法
在《林则徐诗集》中,也有不少反映林公参禅诵经、弘扬佛法、赞扬佛子、以佛咏景、以禅喻诗以及和佛教界人士交往的内容。
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春,有七律《潘云浦封翁奕隽八十寿诗》中有句云:“衣钵祖庭传再世,旃檀香界话初禅”,看来这位潘翁也是一位佛门弟子,曾与林公一块说法参禅。
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七月,林公赴云南任考官,路过贵州黄平州飞云岩,岩上有观音大士立像,林公立即下车合十参拜诵经,在七古《飞云岩》中有句云:“中有古佛立亭亭,苾芻合十朝诵经;催落山泉作钟磬,秋色满岩云有声。”可见其虔诚心境。
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三月,林公与友人同游杭州西湖,有七绝四首,春暮偕许玉年及谷张仲甫应昌诸君游理安寺、烟霞洞、虎跑泉、六和塔诸胜,每处各系一诗,其中富有佛性的诗句有:“佛戒偏宜宽酒户,诗情都为检茶经;山僧为道同龛约,惆怅彭宣地下灵。”“足音何必遗空谷,心地从都悟慧根;试证前身罗汉果,三生石上与重论。”“茶梦园时参梵课,几声钟磬翠微中。”
同年五月还有七绝《题天女散花图》云:“独向祇园证净因,诸天香雨隔红尘;多生结习难消尽,记取风花未着身。”林公讲的是修持中应达到的一种较高境界,既能“证净因”,又能做到“风花未着身”。
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春,有七古《题冯笏軿“红杏枝头春意闹图”》,有句云:“三生慧福孰能兼,占尽韶华颇不廉;悟彻优昙天女散,不如趺坐一枝拈。”林公讲的是开悟,而且要像“世尊拈花,迦叶微笑”那样大彻大悟。可见其超然物外、向往禅悟境界的心情。
同年闰三月,还有五古《“频伽礼佛图”为海宁朱贞女作》,中有句云:“不羡比翼群,不作精卫思,独爱妙音鸟,西方自修持;承颜老病母,稽首人天师;天人有沦谪,净土无分离;佛香出闺闼,白云满罘崽;遥看青莲花,已出七宝池。”林公热情赞扬了这位守贞不嫁,虔诚礼佛,一心修持的佛门弟子。同年五月,还有七律《东阿旅次赠龚暗斋观察》,中有句云:“桑下佛缘经信宿,芦中人影议模糊。”林公把在旅途中邂垢这位朋友,议为是有佛缘。
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三月,有七律《题周相峰大令兴峰“湖上谒祠图”》,中有句云:“湖山也结甘棠想,香火难忘寸草心;比似圆通禅院里,宝书飞盖一长吟。”当时林公丧母正在服阕中,请僧人做佛事超度亡灵。可见其充满孝思。
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林公丁父忧回原籍福州守制时,有七古《题韩云昉抚部克均“龙湫宴坐图”》中有句云:“雁山在郡不能有,康乐枉为永乐守;西来尊者此山开,掷丈云中玉龙走;涅槃一去蒲团空,但见法雨飞蒙蒙”、“是时公为入定僧,潮音千劫浑不膺;倏然挂杖一抚掌,龙来听法泉无声;拂衣笑视佛弟子,且为大千众生起。”林公把雁荡山大龙湫瀑布喻为西天佛祖掷杖化成的一条玉龙,而且是能够听法受化的神龙,把飞溅的水花喻为蒙蒙法雨,使佛理与美景融为一体,以佛喻物咏景想像丰富奇特。
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六月,有七律《次韵酬潘星斋莹见怀之作》,中有句云:“懒吟回避债,倦客且参禅”,表明林公宁愿趺坐参禅而不愿会见众多的俗客。
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四月,有五古《题“生公石上论诗图”》中有句云:“读诗如说法,索解入三昧;点头片石和,挽手两人对。”林公以禅(说法)喻诗,把读诗、学诗得其三昧比为“生公说法,顽石头点。”
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十一月,有七古《齐梅麓彦槐“送古佛入焦山图卷”》,中有句云:“金人入梦始有佛,六代造像何纷纷;唐初采经及西竺,供养功德宜精勤。”“齐君种善多善根,古佛显应成妙因,杉板船轻剪江去,江风不动波澐澐。是日山中佛光现,异云五色明朝暾;音乐鸟鸣溪涧晓,旃檀香散林峦春。汲来冷泉作清供,曼陀罗雨吹细蕴。我闻八万四千幻名相,世尘讵著莲花身。天人感应现则一,刹竿自树波由旬。为君作歌歌止此,别有灵契君应闻,铜观音像光福村,在宋出士祈祀殷。雨旸征应纪前志,年久庙圮丛棘榛。前年去年两祷旱,杨枝滴水苏吾民。人无饥寒圣人悦,亲洒宝翰题遍璘。君如来游太湖滨,请依兰若瞻慈云。更将贞白摩岩手,一写裴休赞佛文。”
林公这首诗,实际上也是一篇全面宣传佛教,弘扬佛法的赞佛文,既阐述了佛教传入中国的经过,又赞扬了那位“种善多善根”的齐君,感应佛祖,出现佛光。还建议齐君游太湖时去朝拜那尊“杨枝滴水苏吾民”的铜观音。林公曾两次请至杭州苏州行香祈雨,极为灵验。
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六月,有七绝《潘公甫舍人冒暑游洞庭,舟过鄂州,留之不可,枉三绝句答之》,其一云:“去年曾对君山碧,天楚东南首重回;谁料杜门老居士,一帆六月剪江来。”林公的这位友人原是一位佛门老居士。
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三月,有七绝《次韵和解筠前辈》,中有句云:“蛮烟一扫众魔降,说法冯公树法幢。”(按:“法幢”为佛教仪仗,林公把坚决打击英国侵略者比喻为佛祖高树幢,扫荡众魔。)
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三月,有七律《辛丑三月,室人生日有感》,中有句云:“遥知手握牟尼串,犹念金刚般若经。”林公原配郑夫人也信佛,故以念佛诵经祝寿。
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四月,有五律《次韵答宗涤楼稷辰赠行》,中有句云:“华严诵千偈,信否伏狂魔。”当时林公正赴戍伊犁途中,仍不忘念佛诵经,同时,还期望倚仗佛力降伏“狂魔”,也即指贪得无厌的侵略者。
林公交往的佛教界人士中,既有在家的居士,也有出家的诗僧。在诗僧中,根据记述可以肯定有两位,一位是林公赞誉其“诗亦清隽”的镇江焦山定慧寺方丈巨超法师,一位是昆明西山华亭寺方丈岩栖法师。岩栖法师系林公在担任云贵总督期间结识的,两人过往甚密,林公对其诗甚为激赏,曾为《岩栖诗草》题七言绝句四首。诗云:
“为助营斋诵法华,潮音散作曼陀花。何其合十参禅后,更擅吟擅手八叉。半偈修持静掩关,六时钟磬彩云间(上人居彩云阁)。个中悟彻诗三昧,砚洗平泉绮语删。”
“闻道吴刚缔旧缘,曾修月斧广寒天;吾衰退尽生花笔,惭负推敲贾浪仙。前宵吟侣集衙斋,四韵分题各写怀。最是寒钟清梵梦,枕边诗味得来佳。”(昨课五华诸生,以“寒钟”等题分吟,上人见而有作,余赏其“诗味枕边回”之句。)
郑丽生先生校订的《林则徐诗集》仅收有后两首,题为《岩栖上人以诗求题,率成与之》。
林公亲笔题书的这四首诗,连同吴和甫学使题词,以后被刻于一块大理石屏上,岩栖法师圆寂后即嵌于其舍利塔,以当塔铭。今塔已毁,诗屏犹存。近年华亭寺已将该屏嵌于新建的藏经楼左侧墙壁上,供游客观赏。
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秋,林公在云贵总督任内,以频年积劳,旧疾复发,奏请开缺回籍调理,已蒙恩准。因宦海浮沉多年,深感仕途险恶,加之相依为命的郑夫人于上年十月病逝于昆明,他本人年迈多病,因而萌发了看破红尘,归隐寺院的意向。离滇前有《袁午桥礼部甲三闻余乞疾寄赠,依韵答之》七律三首,其中一首云:“身似闲僧退院初,维摩丈室暗踟蹰。养病只合颓然卧,怀旧真惭迹也疏。但得支公怜病鹤,肯同赵壹赋枯鱼。愿君早拥南天节,或许相逢退食余。”
此诗首联,林公把自己比为“退院”(即卸去方丈等领导职务)初期的“闲僧”,“维摩”即维摩诘菩萨名,林公在书斋中供佛或挂有菩萨画像,故称“维摩丈室”。
第三联的“支公”即东晋著名高僧支遁,曾养鹤,“病鹤”为林公自喻。《枯鱼赋》典出《南史》“文学传•卞彬”,传因屡以直言忤帝,虽有才干仍被署数年不得仕进,乃拟赵壹《穷鸟》作《枯鱼赋》,自伤不遇。林公这两句诗表明其心迹中:只要有某位高僧大德发慈悲心,怜其病衰,愿意引度,他宁可追随遁入空门,也决不肯再像赵壹、卞彬那样热衷仕途了。
此外,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林公家乡福州乌石山积翠寺重修完毕,林公应寺僧要求,曾撰写了《重修积翠寺记》。
从以上《林则徐日记》和《林则徐诗集》的择要例举中可以看出,佛教或佛教文化对林则徐有着多么大的影响啊!林则徐清正廉洁,一身正气,其精神支柱与动力实源于佛教修证,并在社会实践中升华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表明我国丰富而悠久的传统文化有着提升、完善人格的特殊作用。这是我们佛教界值得自豪并应努力继承发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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