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欣：基督教普世公义对治人性原罪

2012年03月13日 16:07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作者：王忠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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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回望人类足迹，不同国度、不同民族曾以刀光剑影、腥风血雨彼此面对。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间的激烈碰撞，使人类饱受悲苦。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多元文化的交流成为可能。佛与基督，人类最伟大的两大精神导师也开始彼此面对，共聚同存。从2009年开始，佛耶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已举办了三届，会议主办方试图通过学术交流，尝试基督教与佛教之间更深度更积极的对话。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客座教授王忠欣教授在第一届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基督教的罪观与社会公义》的主题演讲，他认为公义就是要有是非观念，要是非分明，要有对人的恶的一面即基督教所说的罪保持高度的警觉，要有批判的精神，要有对罪的憎恶。

王忠欣教授论文摘要如下：

西方文化和社会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基督教的思想主要集中在《圣经》中。《圣经》由旧约和新约组成。旧约着重讲述了上帝的公义，新约的重点则为上帝的爱。公义和爱都是针对人的罪性而发，都是为了抑制人的恶。基督教在对人性的认识上是非常深刻的，特别是在强调人的罪性方面。
所谓公义就是要有是非观念，要是非分明，要有对人的恶的一面即基督教所说的罪保持高度的警觉，要有批判的精神，要有对罪的憎恶。所以，公义是采取“打”的方式，硬的一手，来批判人性中恶的一面。这是旧约圣经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所谓爱就是远离罪，是与罪完全相反的品格，爱成为新约圣经的主题。新约倡导的爱是给人指出努力的目标，鼓励和敦促人们去实践爱。这样，基督教的罪观就直接影响了西方人社会正义和普世关爱品格的形成。

一、旧约对罪的批判

旧约中的许多书卷都有这方面的教导，如《阿摩司书》，就描述了上帝对罪的愤怒和追讨，对罪的痛恨和惩罚。上帝说，由于人“三番五次地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上帝的教导是，“要恶恶好善，在城门口秉行公义”，“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诗篇》也强调，上帝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他“为要给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使强横的人不再威吓他们”，“惟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中恨恶”。所以人们也常说旧约中的上帝是一个愤怒的上帝。的确，旧约所描述的是上帝对罪不妥协、不容忍的一面。
总结起来，《阿摩司书》中所列举的罪主要包括：

1、伤害平民，毫无怜悯

2、以强暴抢夺财物，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践踏贫民

3、见利忘义，贪婪，收受贿赂

4、怨恨责备人的，憎恶那说正直话的，苦待义人

5、厌弃耶和华的教诲，不遵守他的律例

上帝的公义表现在上帝对罪的不容忍和惩罚，即我们常说的“恶有恶报”，如果在一个社会，罪或恶不能受到惩罚或追讨，就没有公义可言。《阿摩司书》中的相关描述都深刻说明了上帝对恶是不会视而不见的，他一定要追讨到底，以实现公义。上帝的宣告也是对罪的一种警告和威慑，使人不敢轻易作恶，并且对恶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与恶划清界线。

二、新约对爱的倡导

而在新约中，上帝则是充满了慈爱。新约中关于爱的教导，如爱人如己、爱邻舍、爱陌生人、爱仇敌等，比比皆是。耶稣在《马太福音》中对人的教导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约翰一书》则更具体地解释了我们为什么要爱人如己，以及爱的源泉，“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新约中所提倡的这种爱不是狭隘的爱，而是超越血缘、家族、种族、国度的爱，是一种普世的爱。我们必须承认，与西方人相比，我们缺乏超越的爱。在美国，近十多年出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领养中国孤儿。许多白人夫妇领养了中国孤儿，多为女孩，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照顾，对待他们比对待自己亲生的儿女还亲。我们中国人现在也很富裕了，经济上应该没有多少困难，但是又有多少人去领养那些被抛弃的孤儿、把幸福带给他们呢？

三、西方的社会公义

正因为《圣经》中所教导的公义和普世的爱，西方文化和社会逐渐形成了社会公义和普世关怀的传统。这种传统要求人们不能只关心自己的家人，也要关爱他人；不能只关注自己的行为，也要对他人不好的行为做出批评，要主持正义。这种传统也就塑造了西方人爱管闲事的习惯，虽然不是他们家的事，但如果违反公义，他们就会去干涉。如夫妻打架，或大人打孩子，这种事在中国，传统上来说是没有人管的，因为“清官难断家务事”，但在美国，许多人会出来报警，警察会把施暴者拘留，并将受害者交给社会工作人员来保护。同时，这种社会公义也是普世的，是超越血缘、家族、种族、和国度的，正因此，西方社会也常常会对其他地区发生的事情予以关注，并对不公义的事情进行批评。

虽然《圣经》的话是对世人而说，但却主要在西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因为信奉基督教的主要是西方国家。《圣经》对罪的批判所带出的社会公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基督教会，也就是说教会为上帝的宣告提供了一个实践的载体。特别是在宗教改革后，欧洲各国逐渐实行了政教分离，教会与政权分开，教会成为一个自愿者的组织，不再握有世俗权力如暴力，不再具有强迫力，这样教会在社会上就更具道德权威和说服力，因此也成为批判、谴责罪恶，推动社会公义的一只重要力量。

四、对中国文化的反思

中国文化中有“各扫自家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明哲保身的传统。但是对他人的冷漠、对恶的容忍，最终受到伤害的还是自己。对恶的批判、对善的宏扬，对人对己都有益处，只有这样，才能建成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这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在波士顿的犹太人大屠杀博物馆里刻有一段纳粹时期一位基督新教牧师刻骨铭心的名言，大意是说，当他们（纳粹）抓犹太人时，我不做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抓共产党人时，我不做声，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当他们抓工会会员时，我不做声，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当他们抓天主教徒时，我不做声，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当他们抓我时，再没有人出来替我说话了。

冷漠和懦弱导致了中国文化中社会公义的缺失，也使中国文化缺乏自信。这些又进一步导致了中国文化自省能力的不足。中国的公民社会不发达，缺少具有道德权威的社会力量，特别是民间力量来监督和谴责社会上的恶；“家丑不可外扬”,中国的面子文化又不愿别人批评我们。那么如何在中国张扬社会公义，这确实是一个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