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教授温金玉（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真禅法师（一九一六至一九九五），俗姓王，名鹤树，江苏东台人。童真入道，一九二一年在安丰镇净土庵依净修老和尚出家，法名真禅，字昌悟。一九三一年在南京宝华山隆昌律寺依德浩和尚受具足戒。先后入东台三昧寺启慧佛学院、镇江焦山定慧寺佛学院、镇江竹林寺佛学院、泰州光孝寺佛学院、上海佛学院、上海圆明讲堂楞严专宗学院、南京中国华严速成师范学院等院校学习。先后担任镇江竹林寺、苏州狮林寺等名刹住持，以及竹林佛学院院长。

竹林佛学院是蔼亭法师于一九二八年所创办，一九三二年蔼亭法师退居，赴香港弘化，震华法师继任住持及佛学院院长。真禅法师进入竹林佛学院，依震华法师受学，深受震华法师的青睐，亲自指点他功课，并命担任初级班的助讲。一九三五年秋，竹林寺传戒，震华法师命其担任衣钵之职，管理全寺财务，真禅法师处理得条理井然。后来，震华法师为真禅法师传法授记，实植因于此。

一九四二年，上海玉佛寺住持远尘法师退居，由震华法师继任，召真禅法师到玉佛寺协助其办理上海佛学院。真禅法师受任为佛学院训育主任，并担任玉佛寺堂主、代理副寺，成为震华法师的得力助手。

一九四九年秋，应慈老法师在上海沉香阁潜修，真禅法师随侍。一九五一年秋，应慈老法师应各界之请，在沉香阁传戒，真禅法师担任教授阿阇黎。戒期后，应老推荐他到玉佛寺任执事。翌年担任信众部副主任，为信众讲授佛法概要及教信众梵呗。其时苇舫法师为玉佛寺第九任住持。苇舫法师（一九○八至一九六九）亦是沪上一代名僧。一九二二年，年仅十三岁即出家。一九二六年于南京宝华山受具足戒。因辅佐太虚大师整理僧伽制度，随侍太虚大师数年。“七•七事变”后，他主持武昌佛学院，编辑《海潮音》月刊，深受太虚大师思想影响。一九四九年三月，出任玉佛寺住持。

真禅法师每日与苇舫法师共事，其间一定受到其从太虚大师处一脉相承的佛教改革思想的熏陶。一九五三年，真禅法师任寺务处副主任，并兼任知客，负责接待工作。一九五九年，应苇舫法师之请，出任监院，综理寺务。从一九六六年起，“文革”十年动乱期间，这时玉佛寺仅剩下住持苇航、监院真禅等五个出家人，他们坚持留在寺内，以糊纸盒度日，并设法保护了寺庙的建筑和房屋免遭破坏。

文革结束后，玉佛禅寺于一九七八年恢复开放。在一九七九年召开的上海市佛教协会召开第三届理事会上，真禅法师当选为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任玉佛寺住持。真禅法师继承太虚大师、震华法师等前辈的革新思想，在“文革”后大陆佛教复兴的关键时刻，结合上海这一中国商业都市的具体特点，创造性地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建设，为上海佛教以及中国当代佛教的建设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一）农禅并重制度在都市佛教中的定位

文革之后，佛教百废待兴，可以说是寺院破落，僧人星散，经卷荡然无存，佛像残缺不全。有人称为佛教复兴中的“硬件建设”期。如何解决返寺僧众的生活问题，如何落实寺院建设项目的资金问题，可能是当年所有寺院当家人最为紧迫的事情。真禅法师大胆地举起“农禅并重”的旗帜，为上海的寺院建设、为玉佛寺的中兴闯出一条光明之路。在复兴中的中国佛教界也意识到这一问题，所以早在一九八三年赵朴初会长就于《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讲话中指出：“农禅并重”应从广义上理解，“农”系指有益于社会的生产和服务性劳动，“禅”系指宗教学修，两者不可偏废。他号召全国佛教徒在进行宗教学修的同时，要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精神，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和其它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实践。鼓励凡有条件的僧尼，都要依靠自己的劳动和工作实践，做到自食其力；凡有条件的寺庙，都要依靠生产、服务收入和其它收入，做到以寺养寺。他特别强调，进一步发扬光大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每个佛教徒的光荣任务和应尽职责，继承和发扬这种优良传统，也是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方面。

真禅法师积极响应中国佛教协会的号召，结合上海佛教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解释了“农禅并重”的思想。在传统社会中，农，就是生产劳动，耕田播种。但对现代商业都市来说，就是以商为主，所以上海玉佛寺在寺内设立素斋部、上客堂和法物流通处。这不仅方便了香客和游客，也增加了寺庙的收入。真禅法师认为：经商要看目的，如果是为了常住，为了公共事业，为了满足广大佛教信徒宗教生活的需要，寺庙不仅可以经商，而且商情还能通达禅要，这在禅宗的公案中是可以得到启示的。真禅法师进一步指出：佛法赖僧扶，僧要靠自力，不能躺着吃香火，创办实业恰恰是有作为的表现，是值得提倡的“以庙养庙”行为，大力发展寺院的经济自养事业是佛教适应当代社会的重要表现。玉佛寺广大僧众，在坚持宗教学修的同时，积极参加服务性劳动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实践，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这些服务性劳动的收入，在寺庙收入中占了较大比重。除为职工开支之外，有大量积余用于修缮寺院。

（二）注重制度建设，培养弘法人才

真禅法师早年为律宗第一山——宝华山隆昌寺的戒子，戒期结束后，曾留在山上结夏安居，修习毘尼律仪。继而入钟板堂，学习传戒三坛仪轨、佛事仪轨等，对戒律仪轨有着深刻的领会。他一生先后任富安大圣律寺首领执事，苏州狮林寺住持，镇江竹林寺住持兼佛学院院长，上海玉佛寺、上海静安寺、河南开封大相国寺方丈，上海佛学院院长，对僧团管理、丛林制度更会有深切的感受。从一九七九年起，担任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期间，对整个区域佛教建设有着宏观的把控与设计。一九八八年四月，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一九九三年十月，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上，又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这样对当代中国佛教的现状与走向就有着高层的慎思，对佛教与当代社会的协调与适应有着畅通的信息沟通。然而他对中国当代佛教制度的设想更多地是在玉佛寺这块田地试种，所以玉佛寺管理制度的展开其实也就是真禅法师管理思想的具体体现和实践表达。

首先，重视学戒制度。一九八一年以后，玉佛寺刚刚恢复佛事活动，文革期间被迫离寺的僧侣重回寺院，寺中常住增加到一百多人，寺中及时恢复丛林组织制度。一九八二年夏，真禅法师在寺内创办学戒堂，招收学员，剃度出家，传授佛门仪轨、日常课诵。一九八五年玉佛寺首次举行传戒活动，来自国内二十四个省市的六百多名佛弟子在真禅法师座下受戒。

其次，建立健全教育制度。寺院刚批准恢复，真禅法师就定期举办佛经讲座、注重信仰建设，于佛菩萨圣诞定期举办法会、庆典，为寺内僧众与居士讲授基本佛学课程。为了使教团教育扩大规模、提高层次，一九八三年在真禅法师主持下，上海市佛教协会正式开办了上海佛学院，并亲自担任院长。他希望通过佛学院的规范教学，以期绍隆佛种，荷担如来家业。一九八四年，又在南市区慈修庵设立上海佛学院尼众班，招收青年尼众入学。其后，又在崇明县广福寺设立僧众班。十多年中，先后共培养出了近两百名佛学人才。

第三，重视学修制度。佛学院采取了“学修并重”的方针，发扬佛教解行并重的优良传统。规定全体学僧，在学习佛典和文化知识的同时，必须参加玉佛禅寺僧众所进行的自我修持活动。如每天必须上殿做早晚功课，寺内定期举行的大型佛事活动，如禅七、佛七、水陆法会等，学僧都必须参加。据悉一九五二年冬，虚云法师莅寺主持祝愿世界和平法会，历时四十九天。一九五三年二月，虚云老和尚在寺主持禅七，领众熏修。真禅法师上任以来，重兴“禅七”活动，每年腊月初一至初八举行，至今已成玉佛寺的禅修品牌。

第四，重视人才培养制度。人才的培养涉及佛教的前途命运，真禅法师把绍隆佛种、培养佛教事业接班人，看成是当代中国佛教的头等重要大事。一九九二年七月，他撰写《培养青年僧人是中国佛教界的当务之急》一文指出，办好各级各类佛学院校，是中国佛教界目前的当务之急，必须注意以下几点：一是筹措充足的经费，二是聘请有教学经验的教师，三是编辑统一的教材，四是重视入学僧的质量，五是明确培养目标。真禅法师不仅关心上海佛学院学僧的进步和成长，而且也非常关心其他地区所办的佛学院校、僧伽培训班学僧的进步和成长。他曾先后于南京栖霞山僧伽培训班的开学和结业典礼上、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第二期开学典礼上，作了多次重要讲话，勉励学僧勤奋学习，努力上进，争取成为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真正能对佛教事业做出贡献的佛学人才。

第五，建立文化建设制度。真禅法师响应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关于“注重学术研究”的号召，积极开展佛教学术研究。一九八一年起，开始举行各种法务活动，并着手筹印和流通一些经书、法物，陆续出版了《玉佛丈室集》十集、《上海玉佛寺丛书》十一种及《玉佛禅寺》画册两种、《玉佛禅寺建寺一百一十周年纪念特辑》、《持松法师论著选集》与《纪念文集》、《应慈老法师圆寂三十周年纪念文集》等，发行数十万册。

第六，建立慈善弘法制度。真禅法师一贯热心佛教慈善公益事业。他从一九八四年起，就以个人名义和代表玉佛寺向社会上有关福利和机构及团体进行捐赠。一九八八年真禅法师受聘为上海市儿童福利院名誉院长，并设立“真禅法师残疾儿童福利基金”和“真禅学校”。一九九一年八月，全国各地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遭受严重水灾，真禅法师率领上海市佛教徒向灾区人民捐赠人民币一百余万元，其中玉佛寺僧职人员捐赠七十余万元，崭新棉被一千条，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捐款总数居全国各省市佛教协会之冠，受到中国佛教协会的表彰。一九九四年真禅法师被推举为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副会长。玉佛寺用实际行动来弘扬佛教慈悲济世的优良传统，树立了佛教关爱人生、服务社会的新形象。

还有真禅法师对外事接待制度的建设，玉佛寺是恢复较早的寺院，还被作为上海十大景点推出，每年有数十万外宾、数百万游客来寺进香参观，此外开放以来还接待各国首脑约二百五十余人次。承担如此重要的外事任务，玉佛寺的形象至关重要，真禅法师建立健全接待制度，并总结了“阿弥陀佛加友好”的接待原则，为玉佛寺的接待外事工作奠定良好基础。

此外，真禅法师还重视佛教的正信问题，这是对以往佛教世俗化、鬼神化的批判。一九九一年一月，针对香客烧香点烛互相攀比风气愈演愈烈的现象，由真禅法师发起上海市佛教寺院文明敬香倡议，获得全国各大寺院的响应，影响很大。玉佛寺法物流通处以大局为重、不计较局部暂时的利益得失，取消了寺内的蜡烛供应，对线香也进行三枝香的改样包装，并在香期期间以“送香”的措施代替以往“售香”的办法，同时加强舆论宣传的力度，长期坚持不松懈，终于取得了效果，养成了香客在玉佛寺内文明烧香的风气。虽然这些措施给法物流通处带来了每年数十万元的经济损失，却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开展移风易俗做出了贡献，受到了佛教界和社会的好评。

真禅法师对当代佛教的制度建设是多方面的，惟贤长老在回忆真禅法师时曾提到：“多次在北京中国佛协开会，都与他相聚，共谈佛教建设问题，包括寺庙管理、培植僧才、与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等问题，谈得颇融洽、颇认真。”这也说明佛教建设问题是他老人家关注最多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