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表现深受政府赞许，周恩来总理代表政务院让他进京，筹备中国佛教协会的成立工作，这是政府体现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一项重大措施。早在华东时，周总理就请他与丁光训、罗竹风诸先生一起，对新中国宗教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过许多分析研究，为此后提出宗教的“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长期性”起到了相应的作用。

中国佛教协会的成立把全国各地区、各民族、各宗派的佛教徒组织起来，成立全中国统一的爱国佛教团体，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事。赵朴老是发起人之一，也是积极的组织者。中国佛协会第一届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并在会上做工作报告，他说：“新时代所给予我们的使命是重大的，报三宝恩、报国土恩、报众生恩的因缘没有比今天再具足的了。诸位都是抱着续佛慧命的信心和热忱，不远千里万里而来参加会议的。现在请让我举一件公案。有一天释迦牟尼问弟子们，怎样才能够使一滴水永远不干？弟子们回答不出。佛说‘放到大海里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力量是一滴水，只要我们肯把它放在人民利益的大海里去，这一滴水是永远不会干的”。

这是他始终坚持的信念。不论担任什么职务，他都明白个人与众生是滴水与大海的关系。他尊重有道行的高僧大德、有修养的学者，也不轻视一般信众，一律和蔼地对待他们。我曾亲眼看到有人向他顶礼，他赶忙俯身还礼的情景。以后年老了，弯不下身子，也必定伸出双手去阻止并搀扶对方。

赵朴老十分明白中国佛教协会的使命，那就是要使这个全国统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组织成为一个三大语系佛教相互支持、弘法利生、和合圆融的团体。

佛教有巴利、汉、藏三大语系。他对三大语系的经典、僧众、道场、文化、艺术都很关心，常常提出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引起我们的重视。虽然这里只能记下一星半点，但亦可见一斑。

有关汉传佛教经典，他对金陵刻经处提出过许多要求，并时刻关怀着经典的出版发行与佛教学术研究的成果。

对于南传佛教经典，早年他就组织过五比丘赴锡兰留学，专门选了不少南传经典编入《普慧藏》。进入到近九十高龄,他还关心南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的沟通。他要我们请一位在北大学习的斯里兰卡学僧来教巴利文三皈五戒颂词，即：南无如来应供正遍知/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五戒……。

他说：“我想这是必要的，因为会有人来求受皈戒的。而且是一般佛教徒课诵所必需的”。

他还说：“可否请五位留斯比丘(集体或个人)写一篇关于斯里兰卡佛教大学的静坐修习文章(净因师曾有一篇报告谈到静坐修习的事)？我希望写得详细一些”。

“‘诸恶莫作……’的诵念，是每天什么时候念？我个人认为我国通行的早晚课须改，特别是早课”。

他想请人“直接从巴利文《吉祥经》译成汉文(最好用文言)，请你们考虑，可否请留斯五位硕士比丘师担任这一任务？”他也关心南传佛教建筑，要“同时请他们(五比丘)寄一张康堤佛牙塔(即锡兰佛牙塔)的照片给我，我打算请人画一幅油画”。

对于藏传佛教，赵朴老也是同样关心。他提出：“研究所有没有人懂藏文？要有人懂藏文，研究藏传佛教”。

他支持汉地僧人、学者学习藏传佛教，对不利于团结的做法要予以抵制。他说：“藏传佛教宗喀巴一派，号称格鲁派，传至汉地后，有法尊、能海、观空等法师皆有译著，有贡献于佛教文化。现在北京的胡继欧、杨德能，都属这一派。在四川的隆莲法师、清定法师也属这一派。现在有一股风，以反对密宗名义加以排斥，这是不利于民族团结和宗派团结的。我想请研究所对格鲁派的历史情况和汉族佛教学者学习继承这一派的情况简略地作一书面介绍”。

佛教最强调应机，因此佛教总能和社会上真、善、美的人与事相应。建国初期宪法颁布了，佛教徒要学习宪法，他写了《让宪法进庙门》：

佛陀教信徒们行善止恶

要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

要求每个人过正当的生活

禁止对别人威吓、奴役和掠夺

消灭剥削和贫困

这是我们的宪法的庄严使命

这才能真正实现“众生平等”

这才能真正实现“国土严净”

1961年7月25日至28日，“世界宗教徒和平会议”在京都召开，议题是“全面裁军、禁止原子弹氢弹、非核武装”，以赵朴老为团长的中国宗教界代表团出席。 这次会议通过的《京都宣言》经过了一番斗争。赵朴老站出来讲话提出：“和平势力对待战争势力，应该像佛对待魔一样。当魔王派遣魔军向佛进攻的时候，佛放出五个雄猛的狮子，魔军立刻溃退下去。佛教主张无畏无怖，使人类免于恐怖，首先自己要有大无畏精神。应当学佛的榜样，对战争势力放出狮子来”。

赵朴老的讲话，使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大受鼓舞，一时他们都成了“狮子”，《京都宣言》一气呵成！

为加深爱国爱教的理念，他要我们“将历史上佛教人士自释迦佛，下及林则徐简明地列叙其事迹，对今天提倡的‘爱国爱教’作事实的说明与指导。宋代大慧杲禅师很爱国，曾说三世诸佛都是血性男子做的。诸如此类，都可以闲谈的方式写出来”。

这一切说明他弘扬佛法始终坚持应机这一点，并且取得很好的效果。“文革”风暴袭来了，从整天为祖国、为众生、为佛教、为文化的忙碌中要到单位被监督劳动，他并没有沮丧、悲观，“今朝遍手黑，明日彻心红”、“乐在其中”(《搓煤球》)的对联表达了他的豁达。

经历过无数风雨的赵朴老知道善缘、恶缘是始终存在于世间的，劫难对人生、社会来说在所难免，关键在于如何面对。对于他一生坚持奉行的“人间佛教”，即使在“闭门思过”中仍然坚持。此后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出版的《俗语佛源》便是在这一时期种下的因。

只要有一点机会他便会积极投入弘扬佛法、挽救佛教机构的工作。1973年，南京金陵刻经处创始人杨仁山的孙女杨步伟、孙婿赵元任夫妇，从美国来拜访周总理，谈金陵刻经处的事情。总理说，赶快把赵朴老请来。赵朴老向周总理介绍了有关情况。他知道那时极“左”思潮盛行，便特意说：当年鲁迅先生曾经出资在那里刻印《百喻经》。周恩来一听，心下释然，马上将恢复金陵刻经处的任务交给佛教协会赵朴初办理。

在周总理的支持下，赵朴老顶着“左”的干扰，为恢复金陵刻经处九下南京，四处奔忙。浩劫之中，金陵刻经处又一次起死回生。

1975年10月是文化大革命后中国方面第一次邀请日本佛教巡礼团访华，赵朴老全程陪同。巡礼团一行参访了北京、西安、南京、扬州、上海、杭州和天台山。当年巡礼团成员之一的日本比睿山延历寺小林彰隆长老回忆说——每天倾听先生的言谈，先生在致辞中慷慨陈辞：“中国有十亿人口，其中一定会出现复兴中国佛教的人才。我对中国佛教的未来毫不悲观”。

他写过一首《拟寒山》，提到“作善有善报，作恶有恶报，莫羡忉利天，转眼泥犁掉。”这是他对佛教因果观坚定的信念。现实果然，“文革”结束了，历史掀开了新的篇章。

“文革”结束后，为了中国佛教的复苏，落实宗教政策首先要恢复宗教场所，为此他不遗余力四处奔忙，一个又一个寺院建起了。

他深知佛教建设重在僧才，认真抓了培养工作，一批年轻的僧才涌现了，今天他们已担负起承前启后、续佛慧命的担子。

他曾对人说自己有两大心愿：一是希望人们更多地认识佛教，不要因一些现象而产生误解；二是希望佛教文化能广为弘扬。信仰、文化本是一体的，当人们看到历史上佛教留下的文化遗产那么生动丰富，会更深地理解佛教的内涵。

为此他广泛接触教内外的善知识，他的言行给这些高僧大德、专家学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他最后的岁月里，对于宗教、信仰、文化、众生心灵的真善美等问题，认识上已臻于化境。此时他挥臂一呼，提出了五方五佛的定位与信仰体系：“在神州大地东、南、西、北五个方位已有五尊大佛，从理论上说已是五智具足，从自然法则上说已是五大协和，从修因证果的关系上说，在因行上有四大名山四大菩萨的信仰，在果德上有五方五佛的崇奉。佛教界在佛像供奉方面要注意把事相设施上的差别性和理论体系上的完整性结合贯通起来，保持像四大名山四大菩萨、五方五佛这种信仰的体系，让这种信仰体系在广大信徒的心目中形成一种稳定的依托，有助于信仰情感的落实，有助于整个教团在信仰上形成一种凝聚力。”

其一：

一息尚存日，何敢怠微躬。

众生恩不尽，世世报无穷。

其二：

生固欣然，死亦无憾。

花落还开，水流不断。

我兮何有，谁欤安息？

明月清风，不劳寻觅。

这两首诗偈体现了他对“三法印”的深刻理解。缘起性空，性空不碍缘起，空有是互依的。“将此深心奉尘刹”，这便是他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