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禅宗史上，《碧岩录》被誉为“宗门第一书”，与《坛经》并称“禅林双壁”。但与《坛经》不同的是，《碧岩录》在历史上曾备受争议，毁誉参半。

誉之者认为《碧岩录》以言说的方式充分阐释了禅的精神境界，推动了禅宗向社会的广泛渗透，将“文字禅”推向了巅峰；而毁之者认为《碧岩录》远离了禅宗“不立文字”的原旨，在对“公案”的具体诠释中消解了其可能的含义，助长了宗门以“知解”代替“力行”的倾向。

禅宗从菩提达摩开始，便开出不立文字、唯传心印的独特宗风。到六祖慧能，则更立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教法门，南宗禅正式确立。降及唐末五代，五家分灯，各立门风，亦不出慧能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宗旨，但门庭设施则标新立异。是时呵佛骂祖、棒喝交加，将不立文字的宗风发挥到直致。然而，物极必反，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禅宗门徒遍天下，祖师大德们的嘉言懿行受到弟子们的推崇仰慕，而被记录成《灯录》、《公案》，以为后来者效法的榜样，终于导致了禅门宗风的大变革，从“不立文字”发展到“不离文字”。

“文字禅”的流行，除了禅宗自身发展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外部原因，那就是禅宗所处的社会条件的改变。从菩提达摩在北魏传禅，经慧可、僧粲、道信、弘忍、慧能，一直到唐末五代，历代祖师们多隐居山林，不事王侯，自食其力，形成了简单而快捷的“山林禅”或“农禅”。最典型的莫过于慧能，作为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祖师，他经历了从打柴谋生，到参禅悟道、隐居深山、剃度出家、说法度人等一系列的磨难，可以说，慧能的形象和说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正是广大普通民众离苦求解脱的内在要求。杜继文、魏道儒在《中国禅宗通史》中特别强调，没有中国的“流民”，就没有中国的禅宗，这应当是一个有价值的宗教社会学判断。中国历史上的“流民”，一般是指因战乱或天灾人祸而不得不四处逃难或遁入空门的社会受难群体，这一群体在南北朝和唐末五代的特殊历史时期尤其突出，他们正是“山林禅”或“农禅”依托的社会基础。因为，像“流民”这类社会中生活最为艰难的下层民众越多，因之而被迫出家的人数自然也会越多。

然而，禅宗从宋代开始，历史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那就是“士大夫禅”成为主流。宋代科举制度日趋完善，文官制度确立，保证了大量知识分子进入官僚队伍，堪称知识分子“黄金时代”。众多的士大夫热衷于参禅，构成了“士大夫禅”的社会基础。众所周知，佛教在宋代的发展虽然受到限制，其规模已不如唐朝，但宋政府在宗教政策方面仍坚持三教并重，积极扶持佛教的正常发展。在宋朝的皇帝中，除了宋徽宗有过短暂的崇道抑佛外，绝大多数皇帝对佛教有好感，宋真宗、仁宗、高宗、孝宗皆亲近禅僧，宋孝宗甚至亲撰《三教论》，明确主张“以佛治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三教论》事实上代表了宋朝最高层对于儒、释、道三家所采取的基本文化国策，它不是儒家“独尊”，而是三家并用，三教互补，佛教被列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之一。当然，佛教在唐代也被列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官僚士大夫也不乏热衷于参禅悟道之士，但因唐宋社会历史条件的差异，士大夫并没有成为禅宗传法的重心。在这一政治背景下，宋代的官僚士大夫除了少数坚持儒学正统的思想家、理学家积极排佛外，绝大多数人均能尊重佛教，甚至以同佛教高僧交游、信佛为荣耀。据记载，宋代参禅信佛的高级官员有曾经拜相和出任执政（枢密使、参知政事）的吕蒙正、富弼、赵抃、范仲淹、王随、张方平、王安石、吕惠卿、张商英、李纲、张浚，有文臣杨亿、李维、王曙、李遵勖、杨杰、苏轼、苏辙、黄庭坚、徐俯、张九成，等等。他们在《宋史》中都有传记，禅宗方面也将这些公卿大臣作为“护法”的典范载入史册，有的甚至被列入某些禅僧的嫡传弟子。至于接近禅僧、信奉佛教的普通文人、士大夫官僚更不胜罗列。与此同时，几乎在每一位知名禅师的门下都围绕着一批热衷于参禅问道的士大夫居士群体，像永明延寿、晦堂祖心、东林常总、真净克文、兜率从悦、圆悟克勤、洞山晓聪、圆通居衲、大觉怀琏、雪窦重显、明教契嵩、汾阳善昭、石山楚圆、黄龙慧南、杨歧方会、宏智正觉，等等，士大夫往往乐于与之交往，日夕问道，这在中国历史上确是绝无仅有的盛况。此一情况表明，两宋士大夫向禅僧参学求道绝非个别现象，亦不能归结为附庸风雅的投机行为。而一些强烈排佛的理学家则深感儒学的危机，抗议禅学蒙蔽了士人的眼睛，使他们上当受骗，败坏了社会风气， 这从反面也说明了士大夫参禅成风，禅宗在士大夫中产生了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