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从1950年代到今年（1991）的四十几年间，印顺法师是在佛学思想上对台湾、香港、东南亚等地华人佛教徒影响最深最大的出家人。迄今为止，他的佛学著作仍然是上列地区佛教界的热门读物。他在佛学上的地位，仍然被大部份华人佛教徒仰望为当今的泰山北斗。

印公是一位以著述贡献佛教的大德。就古人之‘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分类法来看，他明显地是因为‘立言’而卓然有所树立的。如果以慧皎《高僧传》的十科分类来看，他应是属于‘义解’科上的高僧。因此，就风格而言，他一生所显现的是相当清晰而单纯的。

迄今为止，印公著述之行世者，共有四十册。此外，还编辑过《太虚大师全书》等四部书。就著述言，可分为二类，即《妙云集》与《妙云集》以外的作品。而就内容言，可以分为三类：

（1）经论讲记：如《中观论颂讲记》等。

（2）通俗性著述：多为通俗性的弘法演讲记录。

（3）专书：如《妙云集》中的《中观今论》、《唯识学探源》等书，及《妙云集》外的《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等书。

此外，如果就其著述时的年龄来分；六十五岁到七十五岁之间的著作，共有十四部。七十五岁迄今的著作有九部。以七十五岁以上的高龄，还著述不懈，佳作迭出，此等风范，委实令人歆羡。今年（1991）夏天，印公又口述完成《大智度论之作者及其翻译》一书（昭慧法师整理）。以八十六高龄及虚弱体质，仍能坚持贡献其所学于社会，此等工作精神，尤足令人景仰。

（二）思想背景

印公出生于1906年，出家于1930年。这个时代，就传统中国佛教的发展史来看，是属于强弩之末的衰微期。中国佛教的衰颓现状，与佛法的变质，使印公深有感慨。但是，这个时代也正是我国文化史上的钜变时期。佛教界有心革新的大德也不在少数。其中，出家众的太虚大师与在家众的欧阳渐，就是个中翘楚。他们对佛教思想、佛教教团与制度，都有与传统不同的看法。对这些迥异于传统教界的革新倾向与态度，印公自是不能毫无所感。加上当时陆续输入的日本佛学研究成果，印公也不能毫无所见。

因此，印公思想成长的时代，可以说是新旧思想相互激擎时代，也是现代日本佛教学术成果开始输入我国的时代。太虚、欧阳渐等新潮流思想对旧有佛教传统的批判，日本的新式佛教研究与传统中国佛学的差别，都对印公的研究生涯，有相当程度的冲击。

如果全面地透视印公的思想，上述这些新旧思想与他本人的思想之间，是有差别的。即使是影响他最大的太虚大师，其与印公之间，对佛法的判摄、抉择等方面仍有甚大的差异。因此，印公所受到的时代冲击，是在复杂多面的外在因缘刺激下的思想反省，并由此而作某种义理上的抉择与树立。并不是单纯地对新时代思想的无条件模仿。

（三）个性与佛学成就

四十几年来，印公能够在佛学上留下如许众多的成果，这与其人的个性应该不无关联。依据笔者的观察，下列这些由独特个性所衍生出来的条件，应是使他能够累积如是功力、成就钜大佛学成绩的主要原因：

（1）冷静、理性、喜欢独处，及不擅应酬的生活习惯。

（2）治学时，一味求真求实，期能研求出真正的佛法。他不迎媚时流，更不为中国既往的传统所拘宥。即使面对的是他心目中所最钦仰的太虚大师，如果在佛学领域中有不同的看法，他也不致因为彼此情谊而扭曲己见。

（3）毫无宗派成见，绝不落入传统宗派的窠臼。

（4）具有历史意识。他虽然未曾受过学院的史学训练，但仍具有过人的史识与精审的史法。他的治学特色，是先行探求历史发展的真相，然后再给各义理体系作客观的批评。

（5）不迎合信徒，不走世俗经营寺院的路线，能够甘于枯淡，而将‘研求佛法’作为毕生坚持的目标。

这些个性上的条件，加上他曾累积甚多传统佛教学者所应具备的资粮（他曾数次通阅大藏经），又对二十世纪的新式佛学研究法颇有取资。能如此融会新旧佛学研究精华于一身，乃使他在未受过学院训练，又不通晓外文的情况下，仍能著述等身，卓然有所树立。

纵观印公的著作，其比较突出的学术成果，大体有下列几项：

（1）强调、而且弘扬《杂阿含经》等原始佛典的重要性，并继吕澄之《杂阿含经刊定记》之后，再作精密的探索，而有《杂阿含经论会编》行世。

在弘扬《杂阿含经》等原始佛典方面的努力，已使台湾地区佛教界产生了不少专研《阿含》或重视《阿含》的佛教人士。而他在整理《杂阿含经》方面的成绩，也得到国际学者的认同。日本的原始佛教权威学者水野弘元，即曾撰专文赞扬印公在这方面的成就。

（2）将印度佛教的发展，分成‘佛法’（包含根本佛教、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三阶段。以为三阶段的不同佛典，是四悉檀的分别开展。‘佛法’的‘第一义悉檀’，是一切法的根源，代表经典是以《相应部》（杂阿含）为主的《四阿含》。‘大乘佛法’初期的‘大乘空相应教’，相当于‘对治悉檀’；后期的‘真常不空如来藏教’，相当于‘为人生善悉檀’。而‘秘密大乘佛法’，则犹如‘世间悉檀’。

（3）发现大乘佛法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佛涅盘以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所逐渐发展形成的。他以为这一原因，正是理解从‘佛法’发展到‘大乘佛法’的总线索。

（4）对大乘佛法的思想，作新颖的判摄。主张大乘佛教思想可分为：性空唯名、虚妄唯识、真常唯心等三系。这是创说于1941年的著名的‘大乘三系教判’。

（5）对于佛法中的空义──《阿含》的空与龙树思想中的空，有透辟的发挥与解析。他以为‘《阿含》的空，是重于修持的解脱道。部派的空，渐倾向于法义的论究。《般若》的空，是体悟的深奥义。龙树的空，是《般若经》的假名、空性，与《阿含经》缘起、中道的统一。’

（6）我国的中观学发展到唐代，由嘉祥吉藏集其大成。但是吉藏之后，则后继无人。千余年之后，才由印公再兴斯学。他的《中观论颂讲记》、《中观今论》、《性空学探源》等书，不只对龙树的中观思想有精辟的抉发，而且对中观的思想渊源也有超迈前人的透识，他以为中观思想是《阿含经》思想的通论，并且以为《阿含》、《中观》思想是一系相承的佛法核心。

（7）对中国佛教的主流思想，有大异明清以来传统佛学界的看法。此外，其《中国禅宗史》一书，对印度禅如何演化为中华禅的关键所在，也有新颖而深入的解析。

（8）在佛法的信仰价值方面，他主张（原始）佛法比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更为纯正。在大乘三系中，以‘性空唯名系’最为近真，而‘真常唯心系’则较为偏离。并主张人间佛教比天乘佛教（密教）更可信。

（四）印顺思想的特质及其历史意义

传统的中国佛教思想以大乘佛法为核心，但是中国佛教徒所汲取的大乘佛法，与印度佛教并不全同。印度大乘，以中观学派与瑜伽行派为主流。真常（如来藏）思想则是支系。这种主从位势，与中国佛教恰恰相反。中国佛学虽然也曾发展出三论宗与唯识宗，但是，这两个可以拟配印度中观、瑜伽二派的宗派，在中国流行的时间都不长，也不是中国佛学的核心。中国所盛行的是在印度并非显学的真常唯心系思想。

这种发展趋势，自明清以来尤其显著。在佛学思想上，《楞严经》、《圆觉经》、《起信论》等真常思想的佛典是中国佛学界的热门经典，而中观、唯识等印度大乘佛教的主流思想在近代我国佛学界则乏人问津。这种趋势的长久发展，当然使中国佛学距离印度主流佛学愈来愈远。

印公研佛，从三论、唯识入手，长年的研求，使他对印度大乘佛法的核心教义有清楚的认识，加上对阿含教法的体认，对菩萨道之宗教精神的把握，乃使他的佛教思想与宋代以来的传统佛学大异其趣。

印公以为佛教经过长时间的、不同地区的流传，产生了很多为适应新时代新环境而有的改变。在这些改变之中，有些是合乎佛法原理的发展，有些则是悖离佛法原理的过度适应。在印度的佛教发展史中，他重视原始佛法及初期大乘思想。在大乘佛法的空、有、如来藏三系思想中，他以为龙树的中观系与无著世亲的瑜伽行系较为合乎佛法本义。至于如来藏系的理论核心，则距离佛法较远而接近印度神教的真我、真心思想，是为适应世俗而流行开来的。

在印公的著述里，如来藏系思想被命名为‘真常唯心系’。真常唯心系的经论主张众生的生命中有‘真我’；主张一切众生本来就具足如来藏、我、佛性，与自性清净心。印公以为这是‘佛德本有（本来是佛）论’，是佛法为适应印度教神学所引起的误解。这种误解，终于在印度大乘佛教后期成为一股思想界的逆流，而掩没了佛法的真实面貌。

基于这种认识，印公对中国佛学也有与传统佛学界不同的看法。他以为：

（1）印度后期大乘佛教的真常唯心系思想，是一种偏离佛法本义的思想逆流，而中国天台、华严、禅等宗的思想则皆承继此系思想而来。因此，中国佛学的信仰价值自不如原始佛法与初期大乘佛法。

（2）中国佛学的特色是：理论至圆、方法至简、修证至顿。具有这种特质的佛法，信徒往往急求修行成就，推崇隐逸自修。至于对大乘菩萨道之重视布施利他的大悲行持，以及集体修行的团队精神，往往付诸阙如。

印公以为要对治中国佛教之积弊，必须‘立本于根本（即初期）佛教之淳朴，宏阐中期佛教之行解（梵化之机应慎），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庶足以复兴佛教而畅佛之本怀也欤！’而在根本立场上，他是‘坚持大乘的’。对大乘佛法的看法，他‘以性空为主，兼摄唯识与真常。在精神上、行为上，倡导青年佛教与人间佛教。’这里所谓的‘青年佛教’，是指‘在真诚、柔和、生命力充溢的情意中，融合了老年的人生的宝贵经验’的佛教。所谓‘人间佛教’，则是指‘脱落神化，回到现实人间’的佛教。

像他这样的思想倾向，在中国佛教史上并不多见。其所显现的特质及历史意义，至少有下列几点：

（1）求真与批判的风格：印公大部份著述的核心目标，是在厘清二千多年来中印佛教发展过程中的若干质变现象，并指出佛法的核心义趣所在。其对传统中国佛学的全面批判，并不是宗派之间不同立场的义理争辩，而是对佛法在中国传播中所造成的失真现象所作的全面反省。就表面看，印公有贬抑中国佛学，而重视印度佛学（阿含及初期大乘）的倾向，但是就实际内涵而言，他所从事的思想工作，是在指出何者是佛法的纯正本义，何者是历史流变后的偏颇看法。这种思想上的反省，彰显的不只是求真求实的学术精神，而且也凸显了不受传统所拘宥的批判精神。这种风格，与讲究圆融、不敢批判的传统佛教界是相当不同的。

（2）主智论倾向：如前所述，佛法的真是真非，是印公一生所致力厘清、凸显的目标，对于传统佛教信仰界的含糊儱侗，他是不以为然的。追求清晰、合理而不含混的佛教信仰，讲求依法不依人的主智论（intellectualism）态度，反对不求甚解、依人不依法的反智论（anti－intellectualism）信仰风气，是印公著述所焕发出来的风格。这样的风格，也是中国佛教史上所罕见的。早期佛法的‘如实观’、‘般若智’等观念，都在启示后人‘求真精神’的可贵。印公的主智论风格，正是求真精神的一种象征。

（3）中国佛教发展方向的指引者：印公在上述求真、批判、主智论风格下，所展现的思想成就，就是为中国佛教的发展，指出一条可资遵循的大方向。就我国传统佛教的偏颇发展而言，他所指出的大方向与前此传统佛教所依循的显然不同。因此，要走上这一新方向，可能是佛教发展趋势的一种根本扭转。印公的思想，就像佛教历史发展路线上的路标。透过这一路标的指引，后人如果继承得宜，那么佛教史的发展，是很可能转向的；中国佛教史，是很可能有崭新的一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