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瑛大师的僧伽教育思想

2011年11月23日 17:46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综合

字号:T|T

0人参与0条评论打印转发

圆瑛大师以荷担如来家业，续佛慧命的深重责任感，顺应时代潮流，大力倡导并躬行实践僧伽教育。从1908年开始，他先后创办了宁波接待寺佛教讲习所、宁波七塔报恩佛学院、福州法海寺法界学院、槟城佛学研究会、上海圆明讲堂楞严专宗学院、上海圆明讲堂圆明佛学院等僧伽教育机构，且亲自从事编选教材，上堂授业，五十余年孜孜不倦，惨淡经营，培养出了一大批弘宗演教的大德高贤。在长期从事僧伽教育的实践中，圆瑛大师也形成了重戒律、重修证，以学修一体为特色的僧伽教育思想。

圆瑛大师生活在中国社会发生激烈变革的时代，时代的风云际会，使得各种社会思潮相激相荡，此肖彼长。佛教面对时代的激变，面临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能否赢得世人之心并在社会上扎根，是摆在当时佛教界面前的严峻课题，也是圆瑛大师一直索绕于怀的问题。圆瑛大师在《促进佛教大乘思想》一文中，对佛法之不得昌明于世做了分析，认为原因不外乎两种：1、是对大众的宣传不够，佛教的至深智慧不能为广大群众所理解，以致迷于一些表面现象，而妄断佛教为迷信；2、是作为佛法常住的僧尼缺乏大乘救世的思想和勇猛精进的气概，仅以循世逃名为能事，或仅满足于做佛事赶经忏，给人以与时代潮流不相协调之感。有鉴于此，圆瑛大师提出，“欲护佛教，须从研究佛教开始，使世人知佛教有益于社会人心，有裨于国家政化。使高僧辈出，或得解悟，或得修证，以道德学问感动世人”。

圆瑛大师在一次讲演中说到：欲改变佛教界的状况，必须从佛教教育入手，包括两个方面，1、是对民众的教育，须以积极有效的手段，向社会宣传佛教的真理，使世人明了佛法的根本思想是积极入世的，而非消极避世。2、也是最根本的，是对僧尼的教育，无论培育大批寺庙管理人才，还是养成大批通宗通教的研究人才，都离不开僧伽教育。以教育昌隆佛法，进而改造世道人心，是大师兴办僧教育的根本出发点。

1942年3月，圆瑛大师在上海玉佛寺佛教僧伽训练班发表演说：“欲使佛法可以久住世间，普及于社会人心者，其责任在谁？古德云：‘佛法赖传故’。如无真正僧宝，则佛、法二宝亦不得振兴，必滞落于世界各宗教之后。我等身为佛子，负有荷担佛法之重任，宜努力迈进以求学”。

圆瑛大师倡导僧教育，还有另一层原因。从清末时起，一些对佛教怀有偏见和敌意的人，鼓噪“庙产兴学”以兴学为名，摧残佛教，民国成立以后，虽然民国的约法明文规定公民有信仰宗教的权利，但“庙产兴学”的风潮一直没有停息，社会上侵战友寺庙、捣毁佛像，驱逐僧尼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佛教处于生死存亡的严峻关头。圆瑛大师与当时爱国爱教的高僧大德一道，奋起抵制这股邪风。及至担负中国佛教会会长后，更是利用自己的社会威望，多方奔走，为佛教的生存而抗争。由于佛教界的强烈反对，庙产兴学的一些动议最终被否决，未付诸实施。 但圆瑛大师清醒的看到，佛教的根本危机在内部而不在外部，所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佛教自身的萎靡不振，为那些攻击佛教的人提供了口实。内典所谓害狮子者，莫如狮子身上虫。最可尤虑的不是外部势力的破坏，而是佛教界自身的不争气。圆瑛大师尖锐地指出，外界的重大刺激，应该视为对我佛教的强烈针砭。佛弟子与其怨天尤人，莫若警觉奋起，所谓“但能求诸已，何必求诸人？”各地僧尼应精修梵行，整顿清规，苦心弘法，自利利他，以弘法度生的实践行为，重新树立佛教的形象。而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大批行解相应、堪为众生导师的弘法人才，故兴办佛教教育，成为当务之急。尤其让外人占庙产以办学，何如寺庙自身兴办僧伽教育以求自我发展？　

圆瑛大师的这些思想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一大批佛教界有识之士的共同愿望。在侵占庙产的风波平息之后，中国佛教界普遍兴起了办学之风。影响较著者有闽南佛学院、武昌佛学院、汉藏教理院、北平佛学院、栖霞律学院、焦山佛学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