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瑛大师的佛学思想

2011年11月22日 16:58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综合 作者：楼宇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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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瑛大师十九岁（1896）正式出家，投福州鼓山涌泉寺，礼兴化梅峰寺增西上人为师。次年，依妙莲和尚受具足戒。二十一岁（1898）时，赴常州天宁寺，依治开和尚（1851－1922）学禅，二十六岁（1903）时又至宁波天童寺，依寄禅（名敬安，1851－1912）和尚学禅。1906年，圆瑛大师二十九岁时，于宁波七塔报恩寺，拜谒慈运老和尚，亲承法印，传临济正宗为第四十世，法名宏悟。

圆瑛大师出身宗门，为临济嫡传，在禅修方面有甚深的造诣和见地。后又参学天台、贤首教（2），亦深有所得。而在三十六岁（1913）时，大师于接待寺读永明延寿（904－975，宋初著名禅憎，首唱禅净并修）、莲池株宏（1535－1615，明末名僧，以净土念佛法门为归）的著作后，又归心净土。从此，大师力唱禅净双修，自力他力并重之旨。
圆瑛大师融通教宗，对于禅净两门都有深刻的解悟与实践。他反复强调说，禅净二宗都是如来所说法，只因众生根机不等，故而施设有殊；所以，禅净虽有二名，其实一理，归元无二，不可有-所是非。对于一般信徒，圆瑛大师首先劝说他们信修念佛法门。同时，圆瑛大师还认为，念佛如在到极致，则与禅悟无异。 

圆瑛大师博览三藏，一生中弘讲过许多经论，主要的有：《佛说八大人觉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佛说阿弥陀经》、《佛说无量寿经》、《佛说仁王护国经》、《佛说盂兰盆经》、《首椤严经》、《圆觉经》、《大乘起信论》等。他在佛教理论上，从无门户之见，而主张各宗平等，性相通融。大师尝归纳佛法大旨，略述如下：“佛教以一心为宗，觉悟为要，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因此，大师专注于佛法一心之研究，而称能解悟佛教大乘一心之理者为“解大理”。

关于一心之理的经论依据，圆瑛大师最注重《首楞严经》。所以，他以毕生精力专研此经，弘扬此经，并为此创建一个“楞严专宗学院”，以培养弘法人才。圆瑛大师在《楞严》教理研究方面所达到的成就是当时佛教界所公认的，从而有“楞严座主”、“海内独步”等美誉。

圆瑛大师不仅在佛教内部无门户之见，融通教宗、禅净、显密，而且对世学也有积极、宽容的兼收并蓄精神。在会通世学方面，大师又更注重于佛儒的会通。他认为，“佛儒教理，同归一辙”。大师曾说，他入佛门后在“参究向上宗乘之余”，尝有志于著书一编，“即佛宗以明儒学”。然由于大师教务繁忙，至终于能如愿。其后，有阳斋居士者，撰成《佛儒经颂》一书，深契大师私衷，于是欣然为之作序，盛赞此书为“通佛儒之大窍”，“长夜之明灯”。

与倡导佛学与世学会通相一致的，在圆瑛大师的佛教思想中，还有一重大特色，那就是强调大乘佛教的入世、救世精神。他认为，“佛教是最好的一种宗教，不独是出世间法，也是世间法。”又说：“人天乘是世间法，可以救正人心，匡扶世道。声闻、缘觉乘是出世间法，独善其身，能得自度。菩萨乘、佛乘皆是入世法，普利众生，广利群品。”这些也正是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许多高僧大德们积极倡导建设人间佛教的一个共同特色和基本精神。

为宏法，大师不辞劳苦地奔走于海内外，宣讲于大江南北。他不仅为佛门四众弟子讲经说法，而且向一般社会大众，乃至军人，宣传佛教利生济世、挽救人心，提升道德的教理和宗旨。他尝以大慈悲、大无畏、大无我三种精神来概括佛教大乘救世之学说，而他对此三种精神深入浅出的讲解，极有助于世人充分了解佛教的积极精神。这对于中国近现代佛教的健康发展，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同时，大师先后创办和主持了“宁波接待寺佛教讲习所”、“宁波七塔报恩佛学院”、“福州法海寺法界学院”、“槟城佛学研究会”、“上海圆明讲堂楞严专宗学院”、“上海圆明讲堂圆明佛学院”等，它对佛教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宏法人才的培养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为利生，大师则更是遵循慈悲精神，先后兴办了“宁波白衣寺佛教孤儿院”、“泉州开元寺慈儿院”、“上海佛教医院”等，组织并主持了“华北五省旱灾筹赈会”、“十六省水灾赈济会”、“上海灾区佛教救护团”以及“上海难民收容所”等大量的佛教慈善事业。

圆瑛大师佛学思想的核心是发挥“自性楞严”，而其一生则是实践“自性楞严”之典范。他不迷本觉，培植始觉，直探究竟觉，以禅净双修求福求慧求生净土。他爱国爱教，宏法利生，慈悲方便，自觉觉他。今天，我们纪念圆瑛大师，即当积极发扬与实践他的“自性楞严”的思想，并以此去化导和救渡那些至今尚迷执于妄识物欲而不能自觉的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