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台传戒与两岸传承：实行大乘佛教 发扬救世精神

2011年11月23日 16:49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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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1年11月22日到24日，圆瑛大师与佛教文化研讨会在福州省古田县隆重举行。福建师大社会历史学院徐心希在会上发表题为《圆瑛大师入台传戒与两岸佛教传承》的论文，他从四个方面回顾近代以来两岸佛教传承的历史进程，记述圆瑛大师于1923年入台传戒与演讲活动，分析说明圆瑛大师倡导佛学三教论与佛教救世说的意义。论文摘要如下：

台湾佛教是中国传统佛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日台湾佛教已成为一个拥有4000多座寺庙，数千小佛堂精舍，485万名信徒，3万名僧尼的泱泱大教，为岛内十几个宗教中影响最大者。”众多大陆、尤其是福建高僧，曾经为传播佛教文化于台岛而付出艰辛努力。本文以福建高僧圆瑛大师入台传戒为线索，阐述两岸佛教传承与交流。

一、近代闽台佛教传承的历史进程

清末民国初，台湾佛教自福建传入并发展，佛寺遍布岛内，以开元寺、竹溪寺、法华寺等最为著名。20世纪50年代前其正统佛教有四大系统，即大岗山、观音山、大湖山和月眉山。这4大系统都与福建佛教有着密切关系。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鼓山涌泉寺善智、妙密两禅师赴台弘法。第二年在基隆东郊月眉山建灵泉禅寺。

近代社会闽台僧人交流互访主要有下列几次：

鼓山涌泉寺善慧禅师住持灵泉寺，创办台湾佛学中学林。

民国十三年（1924）回福州参加鼓山涌泉寺传授三坛大戒，任羯磨阿阇黎。第二年又应聘参加福州怡山西禅寺举行的传授四众戒会。

清光绪九年（1883）鼓山涌泉寺理明禅师赴台北县五股乡搭茅奉佛潜修。

光绪三十四年（1908）宝海禅师等建寺称观音山凌云禅寺。本圆禅师系台湾基隆人，出家福州涌泉寺，1923年主持传戒，萨镇冰赠“果证菩提”金匾。觉净禅师系台北新庄市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依本圆禅师出家鼓山涌泉寺。1910年任涌泉寺知客。1912年妙果禅师请鼓山涌泉寺主持建台湾苗栗县大湖乡法云寺。经3年寺成，又创办佛学社，培养青年学僧，10余年间开坛传戒7次。80年代以后闽台僧人多次互访讲学。

二、福建著名佛教寺院对台湾佛教的传播与影响

福建乃佛教大省，著名寺院甚多，本文仅以福州若干名寺为例论之。

1、鼓山涌泉寺深刻影响台湾佛教

台湾佛教的传入，今可考者，始于明末。陈永华遂延请福建僧人参彻法师来主持，后参彻法师又于嘉义新建碧云寺，嘱其徒鹤龄法师为住持。福建僧人参彻法师是至今可考的见于载籍的最早入台湾弘法的僧人之一。

开元寺位于今台南市北区，其最初为明延平郡王郑成功之子郑经所建承天府行台，入清后称郑氏别馆、北园别馆。康熙二十八年（1689）改建为寺，初名海会寺。第一代住持志中法师派衍泉州承天寺，法承临济宗。

据《重修台湾省通志》称：台湾佛教“明末以台南为中心的局面，渐渐演变到全省各地普遍有佛寺之局面。尤其清末创建的苗栗大湖法云寺、基隆月眉山灵泉寺、台北观音山凌云寺与原来之台南开元寺逐渐形成台湾佛教之四个重镇。日据时期台湾佛教之三大派别亦由此产生。”但不少学者认为：台湾的佛教兴起于明末郑成功时代，至清康乾间逐步发展，到19世纪末期，台湾佛教形成月眉山系、观音山系、法云寺系、大岗山系四大法脉。这四大法脉与涌泉寺息息相关。

2、怡山西禅寺、黄檗山万福寺深刻影响台湾佛教

据《台湾省通志》称：台湾佛教“本流是由福建鼓山及西禅二大禅寺传来，另一派是福清黄檗寺。”

由于西禅寺对台交往缺乏详载，目前只知台湾台南开元寺住持传芳法师（1855-1918）曾来西禅寺复本老法师座下受具足戒。

万福寺（亦称黄檗寺），创建于唐贞元五年（789），开山祖师是六祖慧能大师的弟子正干禅师（今莆田人）。寺以历史悠久，高僧辈出著名。它不仅是中国佛教禅宗一大道场，也是日本佛教黄檗宗的祖庭。台湾也有黄檗寺。

福清黄檗寺与台南黄檗寺两者之间的佛学交往，由于资料欠乏，无法考证。目前只知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任福清黄檗寺住持的天池禅师，他在寺传戒期间曾接待过台湾戒子，并赋诗相赠。连横在《台湾通史》中对一黄檗寺僧有所记述。

3、圆瑛大师的佛学历练与善行

圆瑛法师，俗姓吴，法名宏悟，号韬光，又号一吼堂主人、三求堂主人、灵源行者、离垢子等。福建古田县平湖端上村人。出生于清光绪四年(1878)，16岁时参加乡试，中秀才。17岁时，因顿悟人生如梦，于夏日离家至福州鼓山涌泉寺，为增西上人收为弟子，次日剃度。三日后其叔父由古田赶至鼓山，将其连夜带回古田。18岁时，因患伤寒，病愈后即还愿出家，投福州鼓山涌泉寺，礼莆田梅峰寺增西上人为师。20岁依鼓山涌泉寺妙莲和尚受具足戒，从之学习佛教律仪。1953年9月圆寂于宁波天童寺。圆瑛法师一生著述有20余种，由后人编为《圆瑛法汇》行世。主要贡献有：

其一，住持福建多所名刹，为福建各大丛林的修复和发展殚精竭虑。为曹洞宗第46世法嗣。整顿寺风，自立规则，锐意改革，率先垂范，重申寺院兴衰，端赖规矩之有无；僧规者，即出家人自治之法律也。人人均要遵守，不得视若虚文。并且以身作则，自己循规蹈矩，方可整众僧之规矩。在闽期间，圆瑛法师注意修复寺塔，如为家乡古田重修吉祥寺之吉祥塔，为古田县极乐寺重修而募缘等。

其二，在闽台两地进行了大量的弘法讲经活动，受到广大僧人和居士的欢迎。圆瑛法师弘法讲经活动范围广泛，其讲过经的寺院有多所，如1909年秋在福州鼓山涌泉寺讲《护法论》。除了在寺院讲经外，圆瑛法师还常到功德林、佛化社、佛教会等处弘法。

其三，注意培养僧材，支持创办佛学院。圆瑛法师认为僧人只有接受良好的正规教育和训练，才能真正振兴佛教。1925年5月，圆瑛法师应闽南佛学院院长会泉之请，起草《闽南佛学院章程》，并主持该院开学典礼。1937年9月，圆瑛法师于福州法海寺创办法界学院，并自任院长。

其四，创办慈儿院，热心慈善事业。1924年9月，圆瑛法师在福建泉州开元寺创办了慈儿院，收容失去父母的孤儿，亲任院长，主持其事，前后培植人才数以千计。院中学科按普通学校设立，所有费用全免。为筹慈儿院基金，圆瑛法师亲赴南洋筹款。

圆瑛大师还参加了佛教协会的行政管理。

三、圆瑛大师1923年在台湾的传戒与演讲活动

台湾日据时期，圆瑛法师曾有二次入台弘法机会。第一次是1917年，曾在鼓山受戒的台湾月眉山灵泉寺住持善慧法师为庆祝开山堂、报恩塔、普同塔三塔落成，举办水陆法会，特邀圆瑛法师前来讲佛法，圆瑛法师因事不能分身，介绍刚结束闭关的太虚法师为代表。第二次是1923年，善慧法师和曾在鼓山受戒的台湾观音山凌云寺住持本圆法师诚邀圆瑛法师前来参与传戒和讲法。因为有法缘关系，圆瑛法师应邀欣然前往。圆瑛法师在台湾的行程，可谓遍布台北、台中、台南等重要道场；圆瑛法师在台湾的活动，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参加授戒会，二是进行演讲。

对于大师的谆谆讲解，聆听者无不颔首释然。

四、圆瑛大师倡导三教论与佛教积极救世说

太虚大师以“佛化救国救天下”，立志“根据佛教的真理，适应现代的国家和社会，使颓废的佛教复兴起来”。号召重视人生，兴起了佛教革新运动。

圆瑛大师继承太虚大师倡导的“人间佛教”革新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佛学“三教论”的主张。以佛教五乘之一的人乘作为沟通儒道的基础，倡五戒十善之法，以会通儒家仁义五伦之道；以儒家善养浩然之气，彰显佛教大无畏精神；证佛教慈悲宗旨与儒教忠恕之，心若合符节，以扶正世道，福国利民。其次，道家、道教以修身为本，故圆瑛次以老子身为大患之说，明佛教身为众苦之本；以道家、道教色身修持之卫生之道，发佛教了生之无漏无为殊胜。他致力于阐释佛与儒道的会通，旨在以世法作为弘传佛法之契机与权舆，在“种族革命”、“政治革命”之外，开辟了“心理革命”的新机。

佛教是积极救世的，而不是消极厌世的。但能有利于众生，则虽镬汤炉炭，亦所不避，要必入世功圆，方是出世事毕”。

如圆瑛大师在《佛教与做人》的演讲中说，佛教“共有五乘教法，人天乘是世间法，余是出世间法。说人乘即教人做人的道理，现在多人，不曾研究佛学，不知佛教与做人的关系，都认着佛教是出世法，与世人无干，此是错误。”在《佛教与世道人心之关系》一文中又说：“人天乘是世间法，可以救正人心，匡扶世道。声闻乘、缘觉乘，是出世间法，独善其身，能得自度。菩萨乘、佛乘皆是入世法，普利众生，广利群品。有人说佛教是出世法，与世间法全无关系。是未知有人天乘之故。又有人说佛教是消极而非积极，是未知菩萨乘与佛乘乃积极救世之故。菩萨发大愿，修大行。舍己利他，难行能行，难舍能舍，难忍能忍，只图利他，不愿损人，其积极为何如耶？”此处尤应注意者，圆瑛大师关于“菩萨乘、佛乘，皆是入世法”之说法，与菩萨乘、佛乘是出世间法的说法并无矛盾。菩萨乘、佛乘当然是出世法，只有出离世间烦恼杂染方可达到菩萨和佛之境界。圆瑛大师此处乃再三强调“普利众生，广利群品”，即菩萨乘和佛乘乃积极救世之道。故此所谓“入世法”，亦指佛教关心人生与社会，对人生的健康与社会的进步起到积极作用之含义。

此外，圆瑛大师还在《国民应尽天职》的演讲中详细阐述佛教大慈悲、大无畏、大无我的精神，并强调指出：“学此三者，乃是佛教大乘救世之学说。有人说佛教是消极的，是厌世的。这是未曾研究过佛学，随声附和之词，不晓得佛菩萨大乘愿行，完全是积极的，完全是救世的。”

总之，圆瑛大师通过对出世理论的解释，维护了佛教的根本原理，又根据时代的变化要求，阐扬佛教与人生、社会的密切关系，强调佛教救治人心和社会的积极作用，这是近代佛教的特色之一。而努力阐扬佛法积极救世之精神，也正是圆瑛大师一代高僧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圆瑛大师在《佛教大乘慈悲救世》演讲中希望当时的中国佛教会，“实行大乘佛教，发扬救世精神”，仍是今者之座右铭。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圆瑛大师毕生尽力于弘扬佛教爱国之精神，致力于闽台两地佛教传承，并且在佛学理论方面多有建树，其突出者为佛学三教论与佛教积极救世说。为战后两岸佛教的转型打下理论基础与做好思想准备。该学说将深刻影响两岸佛教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