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瑛大师的僧教育实践和思想

2011年11月24日 14:28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作者：谢重光、陈文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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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圆瑛大师1878年5月12日出生在福建省古田县平湖乡端上村，古田极乐寺是大师重建并住持中兴的众多寺院之一，因是大师家乡的道场，大师对此尤为厚爱，倾注了大量心血。大师任极乐寺住持直至圆寂，前后共20年，圆瑛大师留在古田极乐寺的一首七绝、一幅对联、一尊佛像、一件法罄，见证了大师与极乐寺的甚深渊源。2011年11月23日－24日，圆瑛大师与佛教文化研讨会在福建古田县召开，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的谢重光和陈文庆在研讨会上了发表了题为《圆瑛大师的僧教育实践和思想》的论文。提出圆瑛大师是近现代著名的佛门领袖，一生创办了多所僧伽教育学校，教育实践和思想值得总结继承。文章摘要如下：　　

佛教即是佛陀的教育，然而佛法流布人间，自有他应时应机的特定形态。汉唐时期，佛教经典由西域源源不断流入中土，大量的经典被传译过来。译场成为早期佛教的主要教育形式，鸠摩罗什、玄奘大师等主持的译场就培养了大批僧才。中唐以后，禅宗始一枝独秀，丛林制度成为了中国佛教的主要形态，其教育形式一般表现为师资相授和禅堂、法堂、学戒堂等的集体修学。丛林教育注重德育、学修一体。儒家的书院教育正是在丛林制度的刺激下产生的。步入近代，受佛教内部危机和世俗学制影响，丛林式教育逐渐向学校式教育过度。圆瑛大师是近现代著名的佛门领袖，一生致力佛教组织工作，尤其注重对僧人的教育，创办了多所僧伽教育学校，其教育实践和思想值得总结继承。大师与太虚法师是近代佛教复兴的佛门双壁，但讲到近代的佛教教育，一般对太虚大师着墨较多，而对圆瑛大师的研究则寥寥。台湾的僧伽教育，从光复迄80年代，重要的几所佛学院，如慈航菩萨创办的弥勒内院，白圣法师创办的中国佛教三藏学院、中国佛学研究院、戒光佛学院等，都延续了圆瑛大师的办学传统。可以说研究台湾近现代的佛教教育，圆瑛大师是绕不开的关节点。学界有关大师僧教育的研究不多，且多侧重思想内在理路的梳理，而缺乏历史场景的分析。本文首先从大师僧教育实践入手，考述大师一生所创僧伽教育学校，订补《圆瑛大师年谱》，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大师僧教育思想。

一、

圆瑛大师（1878－1953），俗姓吴，福建古田县平湖乡端上村人。幼年失怙，由叔父抚养。大师聪明绝伦，过目成诵，有神童之誉。但深感世事无常，人生如幻，早有出家之志。1894年，大师17岁，县考秀才，名列榜首。同年夏天，离家出走至福州鼓山涌泉寺出家，后被叔父追回。1896年，大师19岁时，再投福州鼓山涌泉寺，礼增西上人为师，落发为僧，法名宏悟，字圆瑛，别号韬光。大师出家后，先依涌泉妙莲和尚受具足戒，后亲近雪峰达本和尚，修习苦行。此后，他单瓢只杖，云游四方，广参博学。先后朝礼五台、九华、普陀等名山胜迹。历参冶开、寄禅、谛闲、祖印、慧明、道阶等尊宿。得法于宁波七塔寺慈运老和尚，亲承法印，传临济正宗40世、曹洞正宗46世法脉。大师兼通禅教，犹精《楞严》，被誉为“楞严独步”。先后七次被推选为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并荣膺宁波天童寺、七塔寺、接待寺、福州涌泉寺、泉州开元寺、古田极乐寺、雪峰崇圣寺、槟榔屿极乐寺等十大名刹方丈。大师著作有《楞严经讲义》、《大乘起信论讲义》、《一吼堂文集》等近二十种，后合编为《圆瑛法汇》行世。

二、

圆瑛大师虽然没有专门论述教育的论著留世，但大师在各僧俗学校所作的开示、演讲和为僧学校拟定的简章、缘起都蕴含了丰富的僧教育思想。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大师的僧教育思想。

圆瑛大师认为佛教乃文化之中心、救世之根本。这种对佛教的信心是大师提倡僧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在大师看来，人类智慧之高低、善恶之分别全在于文化。“苟能文化振兴，教育普及，则人类之智慧日开，善根增长”。特别是现今社会，科技进步，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却没有换回人类的和平、安乐。欲求出路，唯有提倡文化。圆瑛大师生活的时代恰好是中国传统文化消退、欧风美雨不断侵润的时代，各种思潮相互激荡。那么什么才是文化的统摄呢？大师独认为佛教才是文化的中心。1924年9月大师在蓟县佛学研究会作讲演，他说“自欧风东渐，人尚维新，舍孔教而兴科学，由科学而近哲学，从哲学而入佛学，大势所趋，亦行远自迩之一阶段。”在大师看来，佛学复兴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大势所趋，各种学说最终将统一于佛学，“佛教宗旨纯粹，学理广博，超出其他宗教之上，佛学能包括一切学说，一切学说不能包括佛学。”“佛学为最高之学理，为文化之中心。”正因为有如此认识，大师才会对文化发展方向作这样判断。

圆瑛大师认为佛教教育的根本在僧才教育。佛法僧三宝住持世间，佛法二宝端赖僧宝以弘传。大师的开示、所做发刊词、拟定的僧学校简章都一再阐明僧才教育的重大意义。早在1913年5月，大师发表《促进佛教大乘思想》，认为佛教不能昌明于中国，一个很重要原因在于僧界多泥小乘事相，以遁世逃名为事。

1931年大师弘法南洋，在新加坡工商学校为全校师生作《佛教之精神》演讲，认为佛教几被认为消极厌世，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是佛教徒不事宣传，缺乏讲经法师。看到全国各地寺院兴办学校，培养僧才，圆瑛大师感到万分欣慰。护持佛教，要从研究佛学开始。佛学院的开办，为僧众提高了求学之所。勉励学僧发大志愿，提起精神，努力学习。1948年大师在《鼓山佛学院缘起》一文中，更是提出“法不自弘，弘之在人；非英才无以荷圣教，非学院无以育英才。”佛教之兴，首在教育。“提倡僧尼教育，实为当务之急”，“僧尼为佛法寄托之人，其责任何等重大。”在圆瑛大师看来，创办僧教育学校的目的在“造就品学兼优之佛子，养成解行相应之讲师，弘扬此经，担荷大法。”

三、

东初老人认为近代的僧教育是彻底失败的，我们认为，近代的佛教教育不能一刀切认为其失败或成功，而应作历史的实事求是的考察，分析它的来历和走向，汲取有益现实的养分。对待圆瑛大师的僧教育事业也一样。圆瑛大师的僧教育继民国僧教育办学风潮而起，有很多时代共性，是近代佛教自救运动的一部分。但大师的僧教育也有自己的特点。

大师的僧教育很注重专门人才的培养。这与当时追求大而空，博学通才的僧教育模式很不同。从最初的佛教讲习所到后来的楞严专宗学院，无不是佛教专科学校。佛教讲习所的设立目的在于培养布教人才、讲经法师。楞严专宗学院更是为了培养弘传楞严的僧才。大师独尊楞严，认为“夫楞严经者，诸佛之心宗，群经之秘藏，众生之大本，万法之根源，教理行果，次第分明，信解修证，了义竟究，悟之者弹指可超无学，迷之者历劫枉受轮回。”又说：“深思此经，为无上法宝，不仅裨益于禅宗，亦足显扬乎教乘”，故“拟就圆明讲堂创办楞严专宗学院，定期三载，造就品学双优之佛子，养成解行相应之讲师，弘扬此经，荷担大法。”

第二、坚持丛林与学院的统一。丛林教育延续千年以上，造就了数以万计的高僧大德。而僧学校之设是从近代才开始的。如何继承传统成为时代的课题。大师所办僧学校大多依托丛林寺院，依靠寺院房屋和经费。丛林教育以德育为先，修证为本。大师一生弘扬大乘思想，主张学佛要从利他做起，把佛学与人生关系作为佛教研究的重要课题。要求学僧能“从信仰而研究，由研究而解悟，因解悟而修持，因修持而证入，则信为道源功德母，斯言诚不戊矣。”学僧必须依照信解行证程序去修学。丛林精神荡然无存，有名而无实，戒律废弛，宗风不振，懒惰懈怠之风盛行，而专务竞秀之人难寻。戒为无上菩提本，1937年2月，圆瑛大师在福州士绅和诸山长老拥戴下，住持鼓山涌泉寺法席。大师进院后立意整顿僧规、端正道风，在斋堂训话时说：“寺院兴衰，端赖规矩之有无。僧规者，即出家人自治之法律也。” 躬亲示范，自立规则二十条。大师是在用传统丛林教育的精神来作现代僧学校的事情。大师的探索，对当下佛教教育，特别是僧教育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