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产兴学背景下圆瑛大师的僧伽教育改革

2011年11月24日 14:25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作者：孙绍旭、林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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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圆瑛大师1878年5月12日出生在福建省古田县平湖乡端上村，古田极乐寺是大师重建并住持中兴的众多寺院之一，因是大师家乡的道场，大师对此尤为厚爱，倾注了大量心血。大师任极乐寺住持直至圆寂，前后共20年，圆瑛大师留在古田极乐寺的一首七绝、一幅对联、一尊佛像、一件法罄，见证了大师与极乐寺的甚深渊源。2011年11月23日－24日，圆瑛大师与佛教文化研讨会在福建古田县召开，宁德师范学院、宁德市政协学习文史委的孙绍旭和林校生在研讨会上了发表了题为《圆瑛办学实践和意义探析》的论文。提出圆瑛大师应对复杂形势开辟了一条行之有效的新路，也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作出有益探索。文章摘要如下： 

圆瑛不仅是是中国教佛界的最高领袖，著名的爱国高僧，而且在中国近现代教育方面，也占有一席之地。本文专就其在教育上的建树做一尝试性分析。

一、中国近代教育与庙产兴学

鸦片战争前中国传统社会的教育目标是培养适应统治需要的士大夫阶层，教育内容是以儒家道德礼教为核心的伦理纲常，强调道德方面的重要性，通过科举取士向莘莘学子灌输一些道德仁义方面的信条，教育被异化了。在这种教育体制下的士人绝大部分都死守书本，正如魏源所批评：“读父书者不可与言兵，守陈案者不可与言律，好剿袭者不可与言文字。”

鸦片战争后，外国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大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自此国势江河日下。出于挽救清王朝统治的需要，一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开始对传统的教育进行改革，提出向西方学习之主张。于是，中国近代教育开始了。

按照台湾学者江灿腾先生的说法：“宗教政策的形成，不外两个因素，一为当时特定的状况必须如此；一为传统政策的延续。就清代以来的庙产兴学政策而言，正是上述双重因素的结合。”

通过教育培养新国民，实现民族复兴已成为当时人的共识，但如何实现之，先贤设计了很多不同方案。一些执政者决定拿庙产开刀，佛教界面临一场命运的挑战。与此同时，中国近代教育与近代中国佛教的命运被紧紧地拴在一起。

二、以圆瑛等为首的佛教界应对庙产兴学与培育新国民的对策

1、成立维权组织、形成核心、共同策划，影响上层改变政策

1904年，朝廷下诏征用寺庙的财产建造学校，以敬安为首的高僧代表团到北京请愿。由于得到朝中许多佛教信徒，特别是肃王善誊的支持，1905年4月12日，朝廷下诏各地方政府保护所有寺庙，风波平息。

1908年秋，辅佐寄禅长老，力拒日本伊藤等人的不轨图谋，呈文浙江巡抚聂仲芳，请自兴僧学，组织僧教育会。

1912年11月初，中华佛教总会会长敬安北上进京，与内务部负责宗教事务的礼俗司杜关交涉。但被杜关嘲笑和侮辱，气急攻心而逝。敬安以死抗争事件，经杨度、熊希龄等将此事告诉袁世凯，并晓以利害，使得保护佛教权益的中华佛教总会章程由国务院审定公布，“佛教寺产赖以小安

1912年，圆瑛大师筹划中华佛教总会，被选为参议长，入京请愿护教。

1928年5月，在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会议。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领衔发表“庙产兴学运动宣言”，再次掀起“庙产兴学”风潮。而在太虚、圆瑛、仁山等佛教界领袖的强烈反对下，南京政府只好颁布了保护宗教的训令。

2、用佛教办学应对庙产兴学

圆瑛大师除了创办僧伽教育外，还创办了孤儿教育、国民职业教育和国民普通教育。他认为无论自己创办的哪一类教育，都会是一剂救世良方。开佛教办教育之风，用自己的办学实践应对政府主张的“庙产兴学”。

第一、孤儿教育

1919年2月在宁波接待寺创办宁波孤儿院，自任院长。对无依的孤儿兼施工读。各省佛教界闻风，相率仿效。

1924年11月，圆瑛法师在泉州开元寺创办慈儿院，与乐拔苦，专取无依孤儿施以教养，陆续收养孤儿二百余人。至1947年为止，慈儿院共毕业18届，为社会输送了大批人才。

1933年上海市佛教慈儿院开幕典礼，他亲自参加予以支持。

圆瑛大师还在创办古田救济院、育婴堂等一系列善举。

孤儿院不是收容所，而是一所特殊的学校，在大师的指导下，工读并重，教养兼施，成绩著者，几年内培养了200多名于社会有用的人，名传江浙。

他本着菩萨利生的精神，积极创办孤儿院。给孤儿施以教养，予以安乐，衣之以衣，食之以食，课之以学，授之以艺，造就其相当之知识与技能，你成人后，得有独立生活之能力，可以献身于社会之用，此慈儿院所由立也。

第二、国民职业教育

1917年5月圆瑛法师兴办福建泉州安海（龙山）职业学校。各省佛教界闻风，相率仿效。

第三、国民普通教育

1917年2月圆瑛大师当选为宁波佛教会会长后，就在浙江和福建建立四所学校：浙江宁波普益第一小学、普益第二小学、镇海僧立国民学校。1946年，建立福建古田端浙小学。

3、通过僧伽教育，培养佛教人才，提高僧侣素质，以应对形势变化

1909年9月，率先在宁波名刹接待讲寺内创办佛教讲习所。1919年办宁波接待寺佛教讲习所。1929年办宁波七塔报恩佛学院。1937年办福州法海寺法界学院。1938年，办了槟城佛学研究会。1945年在上海圆明讲堂创办楞严专宗学院，培植了许多现代佛门杰出僧材人师。1948年在上海创建圆明讲堂，井办有“楞严专宗学院”，培育了人批僧才。

圆瑛大师的佛教办学实践探索了一条有效应对“庙产兴学”和解决“培养新国民”，并把二者有机结合的途经，实现了在动荡时期保存佛教和培养新国民的双重目的，并对中国近代教育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圆瑛大师的教育思想、实践在中国近现代教育中的地位

圆瑛大师的佛教办学的思想与实践活动，在中国近现代教育中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和不可替代的地位。

1、近代教育的实践家

关于与传统科举教育相区别的近代教育，严复、梁启超、孙中山、蔡元培、陈独秀等有过许多阐述，总体而言属于资产阶级教育的范畴。在将新理论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圆瑛大师身体力行。他利用佛教在当时的影响及其所拥有的资源创办了孤儿教育、国民职业教育、国民普通教育、僧侣教育等，把许多近代优秀教育家的教育主张应用到实际工作之中，特别是孤儿教育和僧侣教育，填补了当时教育事业的空白。他是一个很独特的近代教育实践家。

2、丰富和提升教育目的

圆瑛大师对近代教育的理解就是通过教育提高人的素质，促进社会发展；并对不同的教育目的进行了细化。如孤儿教育是针对当时战乱、灾祸、贫穷造成一大批孤儿，腐败的政府和疮痍满目的社会未及去消化他们自产的苦果，如不办孤儿院，孤儿在无助的情况下，要么沦为乞丐、要么饿死，或者侥幸长大了也因“无资身之生活，无自立之能力，为窃为盗，靡所不至。岂非社会多一分恶人，官厅多几许案牍，人民费许多防范，村落受许多危险。”因此，“施之以教，予以安乐，衣之以衣，食之以食，课之以学，授之以艺，造就其相当之知识与技能，俾成人后，得有独立生活之能力，可以献身于社会之用，此慈儿院之所由立也”。

3、进一步拓展受教育面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多次强调教育贵在普及，“让人人都能读书，才可说是普及教育制度”。陈独秀认为新教育应该使“生活上人人都能享用”，“引车卖浆之徒，瓮牖绳枢之子”都能进校。［31］陶行知旗帜鲜明地倡导“大众”教育，反对“小众”教育。为此他先后开展了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普及教育的实践活动。

圆瑛大师深知国家养育人才的重要性，也提出“国民必须施以教化”。并将教育对象细化为国民普通教育、国民职业教育、孤儿教育、僧侣教育，特别是兴办孤儿教育和僧伽教育进一步拓展了受教育面。

4、在教育管理机制上作出有益尝试

第一，教育主体。《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规定：“庚子赔款，当完全划作教育经费”，厉行教育之普及，以全力发展儿童本位之教育”。同时，《宣言》还规定“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 李瑞清认为办教育是匹夫有责的事，不能只仰赖执政者。

第二，教育制度。李瑞清在《与某君书》中，陈述了他对编辑教科书及教育制度的一点意见，认为所谓国民教育，现止定四年，此四年中，所有国民知识，皆须完全付予。又当斟酌此四年中，应识若干字，方能够用何种知识，当于何种书中输入，皆须先为筹划也。

第三，教育方式。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用生活来教育，给生活以教育，为生活的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道出了教育的本质。圆瑛大师对所办的孤儿教育和僧侣教育一般采用“工读并重，教养兼施”

5、近代教育中国化问题上的创新

圆瑛大师对教育中国化问题有着自己的看法和创新，如孤儿教育背景，战乱、灾祸、贫穷造成一大批孤儿，腐败的政府和疮痍满目的社会未及去消化他们自产的苦果，圆瑛大师把目光投向这个社会最弱势的群体。 如不办孤儿院，孤儿在无助的情况下，要么沦为乞丐、要么饿死，或者侥幸长大了也因“无资身之生活，无自立之能力，为窃为盗，靡所不至。岂非社会多一分恶人，官厅多几许案牍，人民费许多防范，村落受许多危险。”圆瑛大师说“对于教旨、对于社会、反复三思，则建设佛教孤儿院势所不容缓也”此外还有僧侣教育的创新也很突出。

6、取得巨大成效

综之，圆瑛大师的办学是在近代庙产兴学的大背景下，出于护教兼培养新国民的目的，把之与近代教育、培育新国民相结合，开佛教办学之先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行之有效的实践，取得巨大成效，具有深远意义，对当前之社会办学主张也有某种程度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