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通儒释振佛门——圆瑛大师引儒说佛浅识

2011年11月24日 14:21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作者：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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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圆瑛大师1878年5月12日出生在福建省古田县平湖乡端上村，古田极乐寺是大师重建并住持中兴的众多寺院之一，因是大师家乡的道场，大师对此尤为厚爱，倾注了大量心血。大师任极乐寺住持直至圆寂，前后共20年，圆瑛大师留在古田极乐寺的一首七绝、一幅对联、一尊佛像、一件法罄，见证了大师与极乐寺的甚深渊源。2011年11月23日－24日，圆瑛大师与佛教文化研讨会在福建古田县召开，福建省古田县溪山书画院的江山在研讨会上了发表了题为《会通儒释振佛门——圆瑛大师引儒说佛浅识》的论文。文中简述了圆瑛大师引儒说佛的原因和他从儒佛两教同条共贯的道理进行多方面的引儒说佛，以及会通儒释对振兴佛教的意义。文章摘要如下：

在满清末世国运多舛之际，圆瑛大师弃儒从佛，其目的不是为了避世以求得自身解脱，而是为了探寻救世济民之路。正如他自己所表白的：“丈夫自有冲天志，男子当存求世心”，希望通过弘扬佛教来救正人心匡扶世道。他一生以“利生为事业，弘法为家务”，为振兴和发展中国佛教事业做出了多方面卓著的贡献，会通儒释、引儒说佛便是其一。

圆瑛大师在推究佛教衰微的原因中，也分析了佛教自身的因素。他说，佛教“东流中国，千有余载，而今犹未普及，究其原因，不出三种：一、佛教经书义理深奥，未易领解……；二、佛教徒辈不事宣传……；三、法门广大，龙蛇混杂，凡圣交参，贤善之士，遁迹山林，韬光匿采，人多不见，不肖之流，偏在社会，出头露角，人多轻漫，因不信僧界，并不信佛教。有此三种原因，故佛教不得昌明于世界” 。圆瑛大师还注意到一个重要原因：“因佛教一向注重小乘，但求自利独善其身，少作大乘救世事业，与国家社会不相接近，圆瑛有感于此，故三十年来大力提倡大乘佛教，有欲实现救世精神，唤醒世界。”

鉴于上述这些原因，圆瑛大师认为，要弘扬佛教，对佛教的正确宣传显得十分必要，首先要让社会正确了解佛教理念，全面理解佛家救世精神，让世人明确“佛教既是积极救世的，则与社会国家，均有密切之关系。凡抱爱众爱国思想家，皆极力提倡、极力研究、极力宣传，但得佛教慈悲之旨而能普及。”

圆瑛大师在长期探讨宣传方法上，找到了引儒说佛这一有效途径。其原因有四：一是佛教东传中国，本身就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儒教文化基土，儒家学说与佛教理论确实有许多共同点，引儒说佛，从宋朝高僧契嵩援儒入佛到明朝的氵万　益大师灵峰宗论揭佛儒精义，都是引儒说佛之先例。

二是引儒说佛，更能深入人心。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一直占据着正统地位，它的理念为社会所认同，儒家文化在各阶层人的心中扎下深厚的根基。引儒家经典来解读佛教理论，能使接受儒家思想的人，自然地也容易接受佛家思想，能收到让社会了解佛教、认同佛教的效果。

三是圆瑛大师十七岁中秀才，饱读四书五经，对儒家经典了如指掌，烂熟于胸，儒学功底深厚。他出家后一生精研佛学，宗说兼通，博通三藏。凭着他对两家学说的洞悉，找到了两教的契合点，引儒说佛对他而言当然是轻车熟路，得心应手，引来头头是道，自然妥贴，毫不牵强，使人心服口服。这在听众和读者中产生的影响自然远胜于对佛经单纯而又玄奥的说教。同时，圆瑛大师的引儒说佛，更让人们相信：与儒教一样，“佛教有导民救世之真理，与社会国家，有密切之关系”，也能消除对圆瑛大师宣传佛教“偏佞于佛”的误解。

四是圆瑛大师对世间各种学说都具有积极、宽容的兼收并蓄的态度。他曾说过：“凡对各种学说，都要悉心研究，各科学学说、儒学学说、哲学学说、佛学学说，研究时必须具一种眼光，把那学说之真理，看得明明白白，不可存在门户之意见，凡有益于人生身心德业学问智识者，都要採取体会……如此可谓知己知彼，始足应世。”⒁　正是有这种态度，圆瑛大师的引儒说佛才能平和公允的立于宣扬佛学的峰头之上，为佛学的理论宣传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阐释佛教本质义理上，圆瑛大师更是把儒家思想与之紧密契合。首先，他把佛家的本——“慈悲”与儒家的本——“仁”融会贯通。他说：“佛以慈悲为本，儒以仁义为归。佛儒之为教，虽则不同，而其利生救世之心，未曾有异也。”（仁是儒家的最高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境界，仁是“爱人”，所以，圆瑛大师认为，佛教的慈悲为怀，也就是在行“仁”。他还特别阐明：“释迦二字，译能仁……谓佛教为救世之仁，佛能之，故曰能仁。”（23）　圆瑛大师把佛教教义中的“无我”思想和孔子的“毋我”主张并论。他说：“若要救正人心，定要提倡佛教无我之理。孔子亦云：‘毋固毋我’。两教圣人，同归一辙。”（24）　孔子的“毋我”句，出自《论语·子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朱熹对句中“我”的解析是“私己”。“毋我”之义，也正是佛家“无我”思想。

在修持方面。圆瑛大师把儒佛两道结合得更紧。

首先是正心。圆瑛大师指出，“佛教是革心之法，当革除我执之心，当革除自私之心，当革除不善之心。”又说，“释迦牟尼是革命家，不从种族革命入手，不作政治革命工作，乃倡心理革命学说，首要革除贪、嗔、痴三种根本不善心。”（圆瑛大师认为，从先正人心而后达到救世目的，儒释之旨是一样的。

其次是修持的个人言行方面。圆瑛大师更是把儒佛两道一一对应，正所谓若合符节。在个人言行修持上，圆瑛大师引用了《论语·学而》中的一句话：“敏于事而慎于言”，与佛家的“守口摄意身莫犯”相提并论，说明孔子和释尊二圣都在强调言行一致，“言不合乎行，则言不足为天下法，行不合于言，则行无以为后世师。”

在佛教修行中，集中精神参究禅理而达到明心见性，有一个开悟的过程。圆瑛大师为了阐明这个参透的过程，便引儒家的“穷理尽性”与佛家的“明心见性”互为参照。所谓“穷理尽性”，语出《易·说卦》：“穷理尽兴，以至于命。”意为彻底推究事物的道理，透彻了解人类的天性。圆瑛大师认为，佛家的第一义是圣智自觉所得，甚深之理不可言说，这与儒家的“性与天道”是一样的。

圆瑛大师引儒说佛宣扬佛教，产生的效果是明显的，为振兴佛门，振兴佛教事业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佛教内部，通过引儒说佛，深化了佛教徒对佛学的理解，提高了他们佛学理论水平，对佛教徒的修持和参悟起到很好的指导和促进作用。最重要的是，在社会上，圆瑛大师一生广泛接触社会，通过引儒说佛，对儒家传统文化有深厚基础和广泛影响力的社会各阶层，产生良好效应，让更多人正确认识佛教，理解佛教义理，消除社会对佛教的种种误解，化解岐视情绪，有助于建立起佛教与其他宗教包括中国传统的儒教、道教之间的和谐关系，有助于树立佛教在广大民众中的神圣形象。总之，圆瑛大师为振兴中国佛教事业做出了毕生努力，而他在佛学理论的探索与弘扬中通过会通儒释、引儒说佛，在振兴佛教事业中其功亦莫不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