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瑛大师思想文化的当代价值

2011年11月24日 10:38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作者：郑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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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圆瑛大师1878年5月12日出生在福建省古田县平湖乡端上村，古田极乐寺是大师重建并住持中兴的众多寺院之一，因是大师家乡的道场，大师对此尤为厚爱，倾注了大量心血。大师任极乐寺住持直至圆寂，前后共20年，圆瑛大师留在古田极乐寺的一首七绝、一幅对联、一尊佛像、一件法罄，见证了大师与极乐寺的甚深渊源。2011年11月23日－24日，圆瑛大师与佛教文化研讨会在福建古田县召开，古田县政协郑安思在研讨会上了发表了题为《浅析圆瑛文化的当代价值》的论文。浅析了中国近现代高僧圆瑛大师的思想文化对于当代世人修养身心、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积极价值。论文节选内容如下：

圆瑛大师是从古田县走出的一位世界级的名人。他从1929年当选中国佛教会会长起，蝉联七届会长，新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又被选为首任会长。大师虽是出家人，但其一生勤学苦修，勇猛精进，弘法利生，爱国爱教。以大师毕生的思想言行、佛学造诣、社会实践为基础，融合产生的圆瑛文化，符合当代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念，对于当世之人修养身心，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窃以为，在圆瑛大师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文化中，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当代世人学习。

一、勤学苦修的进取之心

大师一生，无论少年事儒，还是出家事佛，总是保持一颗进取之心，勤学苦修，勇猛精进。

十九岁出家之前，大师俗名吴亨春。他慧根深厚，聪颖好学，十七岁喜中秀才，奠定了深厚的儒学基础。出家之后，大师苦学佛法，融通教宗，“冠入释，既受戒法，致力禅宗”、“迨三十六岁……由是净禅双修”，对于禅净两门都有深刻的解悟与实践，达到了“山穷水尽转身来，迫得金刚正眼开；始悉家中无一事，涅槃生死绝安排”的境界。

大师知识渊博，“引经据论，涵义深广，而归于平实”。这为其成就瞩目功行，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大师勤学苦修的精神，并不局限于佛家弟子的修行，其对当代社会各阶层人群都有普遍意义。现今社会，许多人心浮气躁、眼高手低，只讲享受，不愿努力，缺乏艰苦奋斗、脚踏实地的精神。拥有一颗勤学苦修的进取心，正是当代人特别是年轻一代要努力培养的。我们无论求学，还是创业，应以大师为榜样，保持一颗进取心，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刻苦耐劳，方能有所成就。

二、兼容并蓄的和谐理念

大师对佛学以外的其他各种学说，并无门户之见，讲求知己知彼，兼收并蓄，和谐融通。他深谙“佛法是圆融的，广包一切世间善法”。不仅力唱禅净双修，对佛教内部各派持无纷争之见；而且对世学也采取积极、宽容的态度，认为世间一切学问，只要能体现慈悲、平等、智慧，都能融于佛法。如大师所言“凡对各种学说，都要悉心研究。各科学学说，儒学学说，哲学学说，佛学学说，研究时必须具一种眼光，把那学说之真理，看得明明白白，不可存门户之见。凡有益于人身心德业学问智识者，都要采取体会。即有不合潮流者，亦必仔细审定，如此可谓知己知彼，始足应世。若但知己而不知彼，不足以与世界学者之酬对”。

大师尤为注重佛儒的融通，认为“佛学之与儒学，实则同条共贯”，佛教在于“明心见性”，儒家在于“穷理尽性”，曾说：“五戒之中，不杀生即仁，不偷盗即义，不邪淫即礼，不妄语即信，不饮酒即智”。大师曾为阳斋居士所撰《佛儒经颂》作序，对佛儒会通同归之意详加阐解：“佛以慈悲为本，儒以仁义为归。佛儒之为教，虽则不同，而其利生救世之心，未尝有异也”。大师认为，儒家也同样说戒，认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此即孔子授人以平常日用之戒”。大师之所以融通佛儒思想，其根本出发点应在于强调佛教护国利生的现实意义，从而调动广大佛教徒的积极救世精神，匡正保守不化、自私修行等消极避世行为。

三、辩证统一的哲学思维

大师对出世与入世的关系，佛教与政治的关系，佛教与国家民族的关系，都有着智慧精辟的见解，处处体现了大师辩证统一的哲学思维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

对于出世与入世的关系，大师认为，“佛教是最好的一种宗教，不独是出世间法，也是世间法”，力行倡导大乘佛教的积极入世、救世精神，指出“僧尼多泥小乘之事相，仅以遁世逃名之事。今欲促进僧界大乘思想，潜消世人诟病，会性相各宗，容真俗之谛，不离世间广行方便，不存私见饶益众生”，“要必入世功圆，方是出世事毕”。就其意义而言，就是说出家人不仅要注重自我修持，追求涅槃解脱，而且要多关心世间大事，关注现实社会，关怀众生福乐。大师一生，就是以出世的精神来做入世的事业，最终成就了圆满功德。

四、普利众生的慈悲情怀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有着深厚的慈善文化积淀。如儒家讲仁者爱人，佛家讲慈悲为本方便为门，道家讲齐同慈爱等。大师提倡“求福、求慧、求生净土”，自称“三求堂主人”。其实，大师所求之“福”，并非世俗狭隘之福，而是普利众生的“大福报”。作为佛门中人，大师　“以弘法为家务，以利生为天职”，做了大量的佛教慈善事业。

民国初期，中国自然灾害频发。1920年，大师发起组织华北五省旱灾赈筹会，他将在广济寺讲经法会之供养全部捐出。1936年，他发起组织十六省水灾赈济会。1937年抗战爆发后，先后组织各地佛教救护团、佛教医院、难民收容所等，弥补了日占区后勤救济之空白，发挥了佛教组织特有的社会救济和爱国抗日作用，为抗日战争贡献了巨大的力量。1943年春，华北灾情严重，大师发起捐款，募得60万元救济灾区同胞。大师还赞助成立佛教医院，以救济贫穷的病人。在他的倡导之下，许多地方的僧人纷纷组织慈善团体，开启了为社会服务的实践。

当今社会，有些人只知个人私利，不顾社会公益，把追求金钱财富作为人生的唯一目标，未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义利观，也没有为社会做多少奉献。我们赞同佛教“慈悲为本、方便为门”的理念，提倡大师普利众生的慈悲情怀，对于人们思想境界的提升，是大有益处的。如果党员干部都能顾全大局，讲求奉献，关注民生，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牢固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将更加巩固，执政能力将日益增强。如果每个公民都能多点仁慈，多些善良，多行善举，多做善事，世界将变得更为和谐、更为美好。

五、矢志不渝的爱国精神

大师不仅佛学高深，还是一位爱国主义的楷模，是位爱国爱教的高僧。虽身居佛门，仍不忘家国之忧，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以“普渡众生”为己任，以爱国为天职，以“大无畏”之精神挺身而出，团结佛门僧众，共赴国难。

1931年“九·一八事变”　后，全国各界纷纷起来，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作为佛教界的领袖，大师主张“国家存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亲笔写下了“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的心愿，通告全国佛教徒，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无耻和残忍。同时，致书日本佛教界人士书，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呼吁“共奋无畏之精神，唤醒全国民众，条陈贵国政府，制止在华军阀之暴行”。

新中国成立前夕，曾有人邀请大师前往南洋。大师正言，“我是中国人，生在中国，死在中国，绝不他往”。新中国成立后，大师拥护共产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毅然以抱病之躯，就任新中国第一届佛教协会会长。1952年，大师代表中国佛教徒出席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作《爱教必须爱国》的演说，表明维护世界和平是佛教徒义不容辞的责任，将自己渴望和平的热情和投身于和平事业的决心表现得淋漓尽致。

正如赵朴初居士所言，“圆瑛老法师一生功行中，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却是他的爱国精神”。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在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今天，弘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使之发扬光大，对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大师不仅爱国，而且以实际行动报国，是中国“脊梁式的人物”。当代中国的发展，需要更多这样的人物。

总而言之，在古田众多地方特色文化中，圆瑛文化无疑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其折射出的进取之心、和谐理念、辩证思维、慈悲情怀、爱国精神等闪光点，都是当代世人治学、为人、处世、报国的光辉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