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信于心 践行于世 圆瑛大师救世思想与社会实践

2011年11月23日 15:06
来源：凤凰网佛人佛教 作者：徐晓望 黄洁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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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1年11月22日到24日，圆瑛大师与佛教文化研讨会在福州省古田县隆重举行。福建社会科学研究院历史所徐晓望、黄洁琼在会上发表题为《论圆瑛大师积极救世的佛教思想与社会实践》的论文，文中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圆瑛法师积极救世的佛教思想与社会实践。论文摘要如下：

一、圆瑛大师救世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与基础

自鸦片战争之后，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思想文化传入中国，新文化运动中，“以科学代宗教”、“以美育代宗教”、“以哲学代宗教”的呼声也一浪高于一浪，各地都兴起了“庙产兴学”的风潮，许多佛寺被改造为学校，这使佛教界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佛教界若无应对方式，很有可能在时代的大潮中被淘汰，这是佛教界在中国近代史上面临危机的外部原因。

佛教界的危机也有来自内部的因素。清末民初，中国佛教的境况更是每况愈下，不仅僧团窳败、义学凋敝，而且蛊惑迷信、逃禅避世的现象日益普遍，佛教愈来愈背离社会主流和中心。

此时不少佛门先进和关心佛教的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振兴佛教、使佛教适应社会的历史必然性和紧迫性。在这些佛门先进中就有圆瑛大师，他与太虚大师等人一起成为新时期我国佛教复兴运动的中流砥柱。

圆瑛法师自1928年中国佛教会成立之后，他连续担任七届佛教会的主席和理事长，1949年之后曾任第一届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发扬佛教大慈大悲的精神，积极倡导大乘佛教积极入世的思想，提倡为社会服务，组织佛教慈善事业，从而为佛教的发展开拓了新的路子。

二、倡导佛教“积极入世”的思想

圆瑛法师等佛教界的有识之士深深地感受到佛教面临危机的深刻性。经过观察分析，圆瑛把当时中国佛教被人们误解的原因进行归结总结，认为对于佛教来说，重塑佛教在世人心中的形象是十分重要的。

圆瑛在游学四方的过程中与各地的僧人交换了意见，他深深感到佛教必须还其本质－－为社会服务。要做到这一点，僧人不能只顾自己的修行，而必须走出寺院，积极为社会服务。

为了进一步论证服务于社会的重要性，圆瑛法师对佛教的原典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性阐发。他对各种佛经进行了刻苦钻研，尤精于《首楞严经》的研习，逐条参悟，被称为“楞严座主”。圆瑛从佛教创立的过程本身论述了佛法本为利他而非为己的精神。在他的鼓励下，许多佛教僧人将为社会服务当作自身修行的重要方式，为社会公益事业做出了相当的贡献。

圆瑛大师还用儒家思想作为他救世理论的旁证。圆瑛自幼习儒，对儒佛颇有研究。他把佛教与儒教进行比较后得出“佛以慈悲为本，儒以仁义为归。佛、儒之为教，虽则不同，而其利生救世之心，未尝有异”的结论，再一次从理论上证明佛教并非消极的、出世的，而是积极的、入世的。

三、发展“扶危济困，造福社会”的佛教慈善事业

圆瑛法师，曾经筹办僧民学校两座，佛教学校用以教导出家的青年与少年，另有为民众服务的学校，主要收纳贫寒家庭的子弟。圆瑛一生办了许多孤儿院，由于孤儿院所需要的资金庞大，圆瑛法师多方劝募。1926年，为了筹集泉州开元寺慈儿院的资金，他远赴南洋诸国讲经，筹得巨款方回。

清末民初也是中国自然灾害频发的时代，圆瑛大师讲经说法的同时总是不忘对听者发出关心社会、关爱弱者的倡议：“八省水灾，被难人民，其乐已失，其苦已受，无所栖藏，冻馁交迫，圆瑛代为灾民请愿”；他曾多次为水旱灾难捐款筹资。圆瑛还赞助成立佛教医院，以救济贫穷的病人。在他的倡导之下，许多地方的僧人纷纷组织慈善团体，开始了为社会服务的实践。

四、抗敌救灾、保卫和平，成为著名的爱国僧侣

圆瑛法师时刻把爱国这一国民应尽之天职挂于心上，他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1931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了“九·一八”事件，圆瑛大师义愤填膺，一方面以中国佛教界领袖的身份，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另一方面，代表中国佛教会致书日本佛教徒，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呼吁日本佛教徒本着佛教的大无畏精神，出面制止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行动。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国难当头，圆瑛法师立即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运动，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圆瑛法师亲任团长。圆瑛大师要求参加救护的每位僧侣，发扬佛教救世的“大无畏”、“大无我”、“大慈悲”的三大精神，僧侣救护队深入前线，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救死扶伤，护送难民。本为不染血腥的清静之地的寺庙也辟为收容伤员和难民的佛教医院和佛教收容所。1937年9月，在圆明讲堂内设立难民收容所，收容无家可归的难民。据统计，上海僧侣救护队在淞沪战争中，共救护伤兵及租界难民8273人；沪战后期，又在枫林桥抢救出300多名伤兵。1937年冬，上海沦陷成为一片废墟，尸横遍野。圆瑛法师再次挺身而出，以大无畏精神，发起组织掩埋队，由他亲任总队长，每天将尸体送到郊外掩埋。如此连续3个多月时间昼夜不停，总计运送、掩埋尸体一万多具。由于当时救护队、佛教医院和各地收容所的经济发生困难，圆瑛法师数次前往南洋筹集经费，先后到吉隆坡、槟榔屿、怡保、马六甲等地募捐。他利用在这些地区讲经之机，极力宣扬筹款救国的大义，发起“一元钱救国难运动”，赢得了广大侨胞的热忱捐助，在他的倡导之下当地的华侨们纷纷组织筹款救国委员会，圆瑛将所收捐款悉数汇回国内，由中国佛教会转发各慈善团体、收容所及佛教医院。

圆瑛法师的正义行为，引起日本侵略者的忌恨。1939年农历9月1日，时逢圆明讲堂莲池念佛会成立纪念之时，日本宪兵以抗日的罪名逮捕了圆瑛法师及徒明旸等人。圆瑛大师在狱中受尽日军的严刑拷打、残酷折磨，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保持了爱国僧侣的崇高气节与民族大义。日寇无计可施，又因圆瑛法师名播中外，众望所归，在日本也有很高的声誉，最后，只好将他释放。恢复自由后，圆瑛法师虽然对外宣称闭门谢客，专修净土和编写《楞严经讲义》，但是爱国爱教的大事在他心中未曾一日忘怀。

面临着各种社会思潮的猛烈冲击，圆瑛大师致力于佛教经义的研习，悟出了佛教的般若智慧和慈悲救世的真义。他认为，佛教作为“觉世之明灯、度生之宝符”是确定不移的。佛教对克服人类根深蒂固的贪、嗔、痴等根本烦恼，对觉悟人心，维持世道具有其它哲学社会科学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由于他真正领悟了佛教慈悲救世的真义，因而虽居佛门，不忘家国之忧，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他才能以“普度众生”为己任，以爱国为天职，以“大无畏”之精神挺身而出，团结佛门僧众，共赴国难。他在抗战中所表现出来的无私无畏的崇高精神，将被永远载入中国现代佛教的史册；他对佛教真义的阐释与宏扬，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佛法入世救世的精神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