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夏年：圆瑛大师与改革佛教事业

2011年11月23日 14:55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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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黄夏年（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编者按：2011年11月22日到24日，圆瑛大师与佛教文化研讨会在福州省古田县隆重举行。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黄夏年在会上发表题为《圆瑛大师与改革佛教事业》的论文，文中从全方位地论述了圆瑛法师的佛教改革事业。论文摘要如下：

在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一直存在着两派斗争，一派是以太虚为首的新派，这一派强调中国的佛教要进行全面革命，提出了佛教"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之三大主张。另一派是以圆瑛为代表的旧派，这一派主张保持原有的佛教传统，继续坚持原有的修行。旧派被蒙上了反对改革的标签，许多学者在撰写文章与专著时都认为圆瑛一派属于保守派。本文根据一些史料，对圆瑛的改革思想做一些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太虚比圆瑛小十一岁，又受康有为《大同书》，梁启超《新民说》，章炳麟《告佛弟子书》，严复译《天演论》，谭嗣同《仁学》，及五洲各国地图，中等学校各科教科书等新学的影响，他还受到了激进僧人的华山和栖云的影响，认为"只觉中国政治革命后，中国的佛教亦须经过革命而已。"故他积极参加佛教界的组织活动。光绪三十三年（一九○八），日本佛教本愿宗在杭州诱归中国佛教寺院，引起佛教界的反抗，涉到续佛慧命的大事时，圆瑛与太虚两人的想法都是一致的。

次年，太虚从江苏回宁波，奘老与圆瑛主张太虚去金山住禅堂，但是太虚受新学的影响，选择了去南京入杨仁山先生所主办的祇洹精舍学习，这时太虚与圆瑛对如何修学是有不同的看法的。民国元年，太虚组织中国佛教协进会失败，寄禅让他到上海办中华佛教总会，在上海留云寺，太虚与"谛闲、静波、铁岩、圆瑛、应乾、及陆军部代表王虚亭──后出家名大严──等百余人"开会，会议的主题是"以筹助陆军部军饷，请临时政府保护佛教"，太虚没有兴趣，"遂暂置不问"。说明太虚与谛闲和圆瑛等人之间是有着分歧的。中华佛教总会成立以后，圆瑛等人都在其内任职，圆瑛被选为总参议，太虚则任《佛教月报》总编辑，但是圆瑛并不到总会工作。一九二八年太虚发起"中国佛学会"筹备会议，圆瑛就没有参加，但是他同意担任筹备委员，然而又把权利委托给大醒和尚。这时太虚与圆瑛两人之间还没有产生矛盾。

当太虚因为提倡佛教改革和革命的主张在教内外已经有了广泛影响，并作为新派的领袖而被教内外人士重看时，圆瑛这时的影响明显不如太虚。因为这时与太虚旧派相对应的是谛闲法师和印光法师，圆瑛对这二位法师来说，还是小字辈。但是到民国二十年以后，谛闲与印光老一辈的僧人相继作古或退出，这时圆瑛开始出头露面，成为当时诸山长老的领袖人物。

民国十四年，浙江宁波天童寺文质方丈六年任满，决意退休。全寺僧人恭请圆瑛继席。做天童大庙的方丈，是很多出家人都想高就的位置，因为从清代以来天童寺已经成为佛教界的代表，圆瑛这时没有接受邀请，但是他在佛教界已经崭露头角，时值四十八岁，这一年龄也应该出道了，时人评价圆瑛在教界是"戒品孤高，禅心朗彻，祖庭重器，佛国宏纲。"

虽然圆瑛在新派僧人的眼里被视为守旧派的首领，但是实际上圆瑛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保守。他出家伊始就开始从事佛教的改革活动，光绪二十九年，寄禅主持天童寺，圆瑛协助寄禅作文字工作。当时天童寺是子孙庙，寄禅要将其改为十方庙，圆瑛大力支持。光绪三十四年，圆瑛与太虚、栖云一道，辅助寄禅长老力拒日本真宗吞并中国寺院的活动，组织成立了近现代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个僧教育组织--僧教育会。

民国十七年佛教界形势严峻，政府有改寺庙办学校的议论，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挤压佛教界，或将寺院改为学校。佛教界面对如此压力，纷纷起来反对与抗争，提出各种解决的办法。既使是被视为旧派的领袖印光法师也提出"佛制不可不遵，而因时制宜之道，亦不可不亟亟研求，以预防乎世变时迁。"圆瑛这时自觉站出来，"深慨法门不幸。教难方殷。凡有心者，安得不悲感而痛惜哉。……瑛本佛门弟子，欲挽狂澜，素具志愿，来处此时机。外侮内乱，互相交迫。从去春以来，作种种之牺牲，冀报佛恩于万一。"他以佛教界领袖的身分，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陈明北京政府颁布的《保管寺庙条例》不合约法，政府接受了这个意见，改为《保管寺庙条例》，使佛教转产财产得以保全。太虚大师与蒋介石会晤之后，得到蒋的支持，倡议成立全国佛教界的统一组织--中国佛学会，并联络全国各地佛教界人士，召开预备会议，成立筹备处。但是不久太虚到欧洲去了，中国佛学会一事暂时停顿。而这时在上海成立的，已经以圆瑛担任主席为领导的江浙佛教会则开始肩负起拯救佛教命运的担子，民国十八年四月上海觉园召开全国第一届佛教大会上，江浙佛教会转型成立为中国佛教会组织，六月三日召开中国佛教会第一次执委监委联席会议，圆瑛被选为会长，中国佛教会也成为中国佛教界的最高领导机构，圆瑛成为全国佛教领袖。

民国十九年，圆瑛正式升座天童寺方丈，晋院仪式极其庄严。全寺张灯结彩，诸山长老，护法居士、教友，海会云集，光临祝贺名山得主，古剎重光，为中国佛教希有大典。而正在此时，南京中央大学教授邵爽秋成立"中华民国庙产兴学促进会"，发表"宣言"，提出"际兹国库空虚，民生凋敝，教费竭蹶之秋，吾人欲谋国运之兴隆，民生之安乐，亟应结合同志，组织团体，促进庙产兴学。" 邵爽秋等人主张庙产兴学可以巩固党国的基础，认为"查中国庙产为数极颗，据确实调查，只江苏丹徒一县已有五千万之多！准此推计，全国庙产，值价何止数万万？以如许财产，沦落于僧尼之手，宁不可惜？若以之变作兴学之资，则当今急务之义务教育、民众教育等问题，何虑无法解决？故为振兴教育，巩固党国基础计，不得不结合同志，提倡庙产兴者一也。"庙产兴学可以平均教育负担，"据调查，江苏一省寺方教育经费，田赋所出，几及十分之六，至于苛细杂捐，在衣食住行诸方面，直按或间接影响于小民之生计，无虑数百种。一般贫民众，受害实非浅鲜。独有少数僧阀，坐拥巨资，恣意挥霍，对于教费，殊少贡献。两两相比，不平执甚？故为均平教费负担，解除民众疾苦计，不得不结合同志提倡庙产兴学者二也。"庙产兴学可实现本党主张，"本党现行之民生主义，其目的在不使任何人成为大地主、大资本家，致有妨碍于农工阶级之自由发展，查拥有庙产之僧尼，有屋千间，有田千顷者，在在皆是。长袖者善舞，多财者善贾，实际之尼僧，多已成为大地主、大资本家之尤者。若不由国家以兴学之法间接制止其发展，减少其富源，恐日后蒂固根深，将成为本党主义推行上之大碍。农工之幸福，将不堪设想，故为保障农工利益，实现本党之民生主义计，不得不结合同志提倡庙产学兴者三也。"庙产兴学有久远之历史，"宋绍兴三十一年，曾有毁寺院以赡学费之诏。清末张之洞着《劝学篇》，力主庙产兴学。靖廷采用其义，成效大着。降及民国，在袁世凯、徐世昌时代，皆订有管理庙产计划。总理在广东时，曾有此提议，并已有一部分之实行。其它提倡或实行庙产兴学者，更指不胜。今乡镇之间，庙宇用作校舍，已成通例。庙产拨作校产，亦已数见不鲜。我国教育之有今日，未始非此种运动之功，故为庚续前人之努力，振兴我国未来之教育计，不得不结合同志提倡庙前兴学者四也。"庙产兴学是出自全国教育界之公意，"各省市教育会议及教育当局议决或实行庙产兴学者，风起云涌。如湖北教育行政会议，广东全省教育会议，江苏全省教育局长会议，山东全省教育局长会议，中央大学区县督学教育委员联合会议，皆有庙产兴学之决议案的。……可见庙产兴学主张，在我国已成为一种中心舆论，为集中全国教育界之力量，促其早日实现计，不得不结合同志提倡庙前兴学者五也。"邵爽秋列举了五点主张之后，最后宣称"吾人既深信庙产兴学之重要，又具有鼓吹提倡其早日实现之决心，是以发起本会，并为防止反动分子利用本会计，决以政治的运动、法律的手段，续争得最后之胜利。"此事一出，全国僧界大为震动，太虚等人也撰文明确表示反对，作为已经是天童寺的方丈，中国佛教会的会长之佛教界领袖圆瑛挺身卫教，力关其说。以民国约法所载，人民一律平等，无宗教阶级之区分。以人民有宗教信仰之自由，有保有财产之自由等种种根据，与之斗争，最后经国民党第三届第四届全体会议议决："本案经教育组审查，认为应送政府，发交教育部，会同内政部及古物保管委员会，妥拟办理"。庙产兴学的风潮遂息。

从上可以看出，在法门秋晚的末法时代，圆瑛与所有的僧人一样，都在感慨佛教的不兴，作出自己的思考，同时在为佛教的复兴作一些力所可能的事情，试图改变佛教的颓败状态。圆瑛并不是反对太虚的改革事业的，太虚从欧洲归国之后，圆瑛就赞扬他"具无碍辩，融旧合新。降魔制外，裁妄续真。"这说明，圆瑛对太虚的改革思想还是抱认同态度的。而且这时圆瑛与太虚一样，都是在为佛教的命运奔走，但是他们的做法是不一样的。

太虚是从理论和制度上提出了各种改革的思想和具体的操作步骤，撰写了《整理僧伽制度论》一书，从佛教的观念与制度的设立方面设想一整套改革方案，其改革的重点是在于培养人才，兴办佛教教育。圆瑛也同意改变佛教界人才缺少的现状，曾应邀参加厦门南普陀寺创办的闽南佛学院开学典礼，在宁波接待寺创办佛教讲习所，制定制定简章，以"养成布教人才，宣扬佛法，化以人心为宗旨。"但他更多的是从具体的事实出发，做一些实事，如创办幼儿园与孤独院，以及平民学校等，利用寺庙的经济来为社会上做一些力所可能的事情，并通过这些慈善的行动来改变人心，改变佛教界的在社会上的地位，这既是坚持了原有的大乘佛教界办慈善的弘法利生传统，同时也是对佛教在当代社会背景下的一种应机的办法。特别是他在佛教界面对危难之时，参与筹备佛教组织，出面向政府请愿，提出改革制度的办法，这些都是整个中国佛教改革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圆瑛与太虚在改变佛教命运的想法上是一致的，但是他们的具体做法不一样，太虚的思想是具有激进的革命特点，于是他才被人们视为"革命"的新派，圆瑛的思想是比较务实的特点，主张用具体行动来逐步改变佛教界的现状与社会对佛教界的看法，于是他被人们视为"保守"的旧派。两派之间的认识不同的焦点在于僧伽制度的整顿，当时的国民政府就认为："中国佛教会组织成立以来，其中亟图籍佛教会之组织，以谋改革佛教，整顿僧伽制度者颇不乏人，而佛教中之保守者则着重保障寺庙产业，反对改革。然人事关系，亦依附于此种主张相持状态之中，以致纠纷层出不穷。"由此可见，"保障寺庙产业"新旧两派认识的根本实质，但在对佛教现状的改变上，两派人士都认为要积极融入社会，所以圆瑛虽属旧派人物，但是他对改革佛教还是支持的，今天我们应该事实求是，切莫一概而论，简单的以改革与保守而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