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晓静：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禅宗的流传与影响

编者按：2013年11月1日至3日，云南省佛教协会与大理崇圣寺联合举办2013崇圣论坛，全国著名佛教文化专家、大德高僧发表真知灼见，共论云南佛教在中国国际文化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馆员彭晓静发表了题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禅宗的流传与影响》的主题演讲，论文全文如下：

敦煌是河西走廊西端的门户，中西经贸、文化交汇的孔道。由于地理位置特殊，敦煌自公元前126年建郡起，一直是欧亚多元文明与多重交通网络的交汇点。佛教由印度、西域经此东传中原，发展到隋唐时期，其佛教文化臻至极盛。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西北边防骤然削弱，唐王朝由盛转衰。吐蕃趁机侵吞河西，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占领敦煌。自此至敦煌豪族张义潮乘吐蕃内乱之际推翻吐蕃贵族的统治为止，吐蕃王朝一直占领敦煌60余年。在吐蕃统治敦煌的这一时期内，正值吐蕃本土大力弘扬佛教的年代。敦煌佛教由于统治者的保护而异常兴盛。印度佛教在东传过程中，与中国传统文化不断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体系。汉化后的佛教向西传播，也深深影响了敦煌。

一、禅宗传入吐蕃

禅宗是隋唐时期形成的佛教宗派之一，也是最典型的中国化佛教宗派，因重于禅，主参禅，故名“禅宗”。又因主张“以心传心”，直传佛的心印，所以也名“佛心宗”。唐中期之后，禅宗以其独特的传教方式及其僧团组织形式得以迅速发展，成为我国影响深远、势力强大的佛教宗派。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流行于敦煌地区的禅宗传入吐蕃本土，成为这一时期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之一。

据史料记载，将汉地禅宗最早传入吐蕃的是摩诃衍。摩诃衍禅师原是敦煌一带的和尚，吐蕃占领敦煌以后，奉吐蕃赞普之命前往拉萨讲经。敦煌文献《顿悟大乘正理决》中记载：“臣沙门摩诃衍言：当沙州降下之日，奉赞普恩命远追，令开示禅门及至逻娑。众人共向禅法，为未奉进止，罔敢即说。后追到讼割，屡蒙圣主诘讫，却发遣赴逻娑，教令说禅。复于章蹉，及特便（使）逻娑，数月盘诘。又于勃宕漫，寻究其源。非是一度。陛下了知臣之所说禅门宗旨是正，方遣与达摩摩只，同开禅教。然始教命颁下诸处，令百姓官僚尽知。”从781年他到拉萨起至792年与印度佛教进行辩论止，摩诃衍在吐蕃传法近11年之久。摩诃衍在吐蕃所传顿悟禅宗学说受到了吐蕃人的欢迎，并很快在吐蕃佛教界占据了主导地位。《布顿佛教史》中记载“吐蕃大多数人均喜其（摩诃衍）所云，并学其道。”由此看来，摩诃衍的顿悟禅宗思想凭着简单易行便可顿悟成佛的捷径，很快在吐蕃地区兴盛起来，成为佛教界的一时的风尚。

摩诃衍禅宗在吐蕃的突然崛起，直接威胁到一直居于优势的印度佛教。以寂护为首的印度佛教，宣扬龙树所开创的大乘佛教的中观学说，因主张“渐悟成佛”，被称为“渐门巴”；以摩诃衍为代表的汉传佛教因主张“顿悟成佛”，被称为“顿门巴”。两派由于思想见地不同所导致冲突不断。在这种危机的情况之下，双方都接受赞普赤松德赞提出的用辩论的方式来决定胜负，胜者可留在吐蕃继续传法。

论争持续两年之久，藏文《五部遗教》中的《大臣遗教》对此次“顿渐之诤”记载的最为详细。对于辩论的结果，藏文史书中统一记载为以禅宗的失败而告终，禅宗从此退出吐蕃。吐蕃赞普支持印度佛教，并不是因为禅宗教义逊于印度佛教。对此，日本学者矢崎正见认为：“与其从教义上着手，不如把重点放在围绕着吐蕃王室的印度佛教与汉传佛教两种势力中，究竟扶持谁的争论上”。其实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时局来看，也许可以找到答案。在赤松德赞执政时期，唐蕃战事不断而印蕃之间则是和睦友好，并逐渐发展成了一种和平的、文化上的交往关系，为此吐蕃王室更易扶持印度佛教势力。此外从宗教感情来讲，佛教发源于印度，且8世纪后半叶印度的佛教已进入密教阶段，密教比较契合传统苯教。所以，以摩诃衍为首的顿悟派的失势，未必是宗教理论上的劣势，而是政治上失败。

“顿渐之诤”拉萨大辩论之后，代表汉地禅宗思想的摩诃衍虽然在吐蕃王廷失败了，但在远离吐蕃中心的河西地区，摩诃衍的失败并没有给敦煌佛教带来多大的冲击。河西佛教界返璞归真，可以说是汉地传统佛教宗派在这一地区最后的辉煌。而且，这一次的辉煌，是以融合汉藏两种佛教为代表的，其客观结果，导致了藏传佛教的发展以及在河西地区藏地佛教与汉地佛教融合渗透倾向的出现。

二、敦煌文献中所见的禅宗文化

禅宗最为发达的时候是在公元7世纪末至11世纪。敦煌地区禅宗逐渐盛行的时代约在8世纪末到10世纪。敦煌写卷约保存有100种、300多件有关禅宗的文献资料。不少系唐代宗密编纂的禅藏的遗留。胡适曾指出：“保存古代（唐前及唐代）禅学史料的，一位唐代敦煌的材料，一为日本的材料。”

敦煌写卷中表现禅宗文化的，既有南宗的，也有北宗的，还有表现二者融合的。其中的碑文、墓志铭与邈真赞等人物传记是敦煌文书中的重要文献之一，其保存有大量的涉及禅宗流行的文字，这些文字真实记录了禅宗在敦煌地区的传播情况。在敦煌的世俗人中，信仰禅宗者往往以“顿悟大乘某某”来表明身份。在8～10世纪的敦煌文献中，“顿悟大乘”一般指的就是禅宗。在敦煌文献中，很多禅宗文献都标有“顿悟大乘”或“大乘顿悟”“顿悟”、“顿教”等字样，如在敦煌文献中的《大乘开心显性顿悟真宗论》、《惠达和上顿悟大乘秘密心契禅门法》、《顿悟真宗金刚般若修行达彼岸法门要诀》等论述的就是禅宗道理，属北宗禅文献。可见，敦煌北宗禅也以“顿悟大乘”或“顿悟真宗”为修行依据。在吐蕃统治时期由前河西观察判官、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王锡撰写的《顿悟大乘正理决》中称禅宗为“顿悟真筌”。以“顿悟”“顿教”等命名书名的还有神会所撰《顿悟无生般若颂》和六祖慧能的《南宗顿教最上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即《六祖坛经》）。可见，在禅宗初传过程中，“顿悟”是各派的共同目标和共同主张，是禅修者的时尚辞藻。

专修南宗顿悟思想的高僧可见于文献记载的更多，如P. 3677《刘金霞和尚迁神志铭并序》中就记载刘金霞壮年就开始师承洪辩习禅，“舍彼鱼筌，取其心印”，重视禅宗心印的传承，属南宗顿悟之学。P. 4640《住三窟禅师伯沙门法心赞》载法心和尚“子能顿悟，弃俗悛名。寻师落发，割爱家城。潢（湟）源受具，飞锡翱形”；P. 3630、P. 3718《阎会恩和尚邈真赞并序》载阎会恩和尚能“悟佛教[而]顿舍烦喧，炼一心而投师慕道……深通妙理，悦意禅池。慈云溥润，法雨恒施”。 南北禅兼修在敦煌禅僧中是很普遍的现象。P. 4640悟真撰《翟家碑》称：“良由梵汉之称未融，渐顿之宗由滞。”悟真称神秀慧能之属为渐顿之宗，渐指北宗所主张的渐修，顿指南宗所主张的顿悟，表明禅宗在传入敦煌时，南北宗兼修的现象非常普遍的。P. 4660《河西都僧统翟和尚邈真赞》说翟和尚法荣生前“南能入室，北秀升堂。戒定慧学，鼎足无伤。俗之褾袖，释侣提纲。”翟法荣生前曾任河西都僧统，学通“南能”“北秀”。翟法荣兼修戒定慧学，是敦煌佛教界领袖，在敦煌僧俗中享有崇高的声誉，这为他所尊崇的禅宗在敦煌地区的传播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与翟法荣一样，索法律义辨也是“神农本草，八术皆通”的禅僧。在传播佛教禅宗义理的同时，翟法荣、索义辨还在百姓中行医，救疾患，传法理，赢得了百姓的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