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想：高奣映与清初云南佛教

编者按：2013年11月1日至3日，云南省佛教协会与大理崇圣寺联合举办2013崇圣论坛，全国著名佛教文化专家、大德高僧发表真知灼见，共论云南佛教在中国国际文化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李想发表了题为《 高奣映与清初云南佛教》的主题演讲，论文全文如下：

高奣映（1647-1707）是清初姚安世袭土司，同时也是云南地区著名的学者、诗人。他涉猎广泛，在经学、史学、儒家哲学、佛学、诗辞、声韵等领域均有自己的建树，一生著述多达八十余种。同时他在家族影响下广行佛事、捐建庙宇，对姚安地区佛教的传播与兴盛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近年来学术界关于高氏家族的研究兴味一直很足，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然而，高奣映的生活世界同清初云南佛教之间具体是怎样的关系？他对宗教的兴趣如何在其著述中得到体现？作为一名清代学者，高奣映有着怎样的学术风格？这些问题并没有成为当代学者们的关注点。但笔者认为，对这些问题的探索有助于我们厘清史实之间的关联，揭示出旧材料中所蕴含的新内容，同时也能通过传记式的回顾，对我们今天学术研究的观念与方法提供启发。

一、 生平及时代背景

1、家世及启蒙教育

高奣映生于清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字元廊，亦雪君，别号问米居士、结璘山叟。他的父亲高是明末姚安世袭土司，据由云龙主编的《姚安县志》（以下简称《县志》）记载，“生平坐立无倚，言笑不苟，喜怒不形，语非规即述人之善……此外则泛三教书。”高对高奣映的教育也十分严格，“迨其生，立保傅母以鞠育之，择善室以处之。及四五岁，恶食不进于其口，恶言不入于其耳。戏则诱以善事，所谓习与性成之教也。入塾一二岁后，常课经书外，必讲明忠孝之大节，人情物理之曲折。”由此可见，儒家文化已经成为高氏土司家族传统教育的重要内容。

高奣映自小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县志》中说，“幼即嗜书成癖，寒暑无倦。且天赋雄才卓识，过目成诵。”1另外还有传说，他八岁时跟随父亲去昆明朝拜南明永历皇帝朱由榔，永历帝见了高奣映，十分喜欢他的文才，便出对联给他对。上联是“八岁神童”，高奣映对曰：“三代知府”，皇帝惊喜不已。民间还有说法，称他“双目贯日，八朝朝天”。这些故事都从侧面反映了高奣映在当地所受到的肯定与赞扬。

刘永富为此专门研究了明王朝在土司子弟教育方面的政策。他考察了《明史》、《明会典》及《明太祖实录》的相关内容，总结了明代土司教育的三方面内容：一、土司子弟进国子监读书；二、土司地区设立儒学；三、强制土司应袭子弟入学，否则不准承袭。这些制度和措施的制定与实行，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久而久之便在土司家族中形成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和传统，儒学的熏陶也自然地融入到土司家庭教育之中。高氏家族作为大理国的世代辅臣，对汉文化在云南的传播做出过重大贡献。高氏历代所出大量文才出众的人物，《县志》中均有记载。

汉文化的影响也带来了土司家族与内地中心地带的频繁接触，这使得土司子弟的精神世界同明代士大夫之间保持了某种时代一致性。明末清初，汉地士大夫在阳明学的影响下对佛教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陈垣曾说，“禅悦，明季士大夫风气也”；“万历而后，禅风浸盛，士夫无不谈禅，僧亦无不欲与士夫结纳。”这种情形在广受汉文化影响的云南土司家族内部，自然也有所反映。而云南佛教传入史自南诏时已经开始谱写，阿吒力教与禅宗曾并盛一时。禅宗自南诏时期便传法不断、高僧辈出，地方财团捐建寺庙，广纳贤才，因而也促成了鸡足山作为圣地的形成。因此，作为具有行政权利的土司阶层，出于宗教管理的职能，也必然与佛教僧俗有所接触。

实际上，从大理国时期到元明清土司时期，高氏家族对佛教始终保持着浓厚的热情。这个方向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高金和运用县志和府志资料，考察了高氏家族对云南佛教的影响，总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高氏家族大力出资捐建寺庙。明清时期高氏家族在云南地区修建佛教寺院的庙宇、楼阁多达130多处，其中也包括鸡足山在内。另一方面，高氏家族中不少重要成员出家为僧。大理国时期，高泰明担任大理国相时大力弘扬佛法而被段氏封为“护法明公”；高顺贞（净妙澄法师）在水目山祝发为僧，被尊奉为祥云水目寺二祖，是云南禅宗的重要传人。高量成因对佛教的突出贡献而被册封为“护法公”。另外，根据《护法明功德运碑》的记载，高量成晚年让位给高贞寿，退居楚雄，在紫溪山参禅。碑文中还记载，“皎渊本月禅师，亦高氏子”，指的就是高量成之子、被尊奉为祥云水目寺三祖的高成宗，他是云南禅宗的重要传人。

2、父亲高的影响

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军进攻云南，高带着夫人和儿子高奣映一路撤退，到了腾冲，亲属子弟以世职等原因追留他，然高“义不为官，以印授予其子奣映，自己入大觉寺从无住禅师为僧”。1到滇事平，禳回到姚安开建至德寺、昙华寺为僧以终。根据《无住如禅师塔铭》的内容可知，无住禅师嗣法于彻庸大师，崇祯年间迎请至水目山开创宝林，徒众60余人，开创了水目山佛教的鼎盛时期。

陈垣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把高列入“逃禅”的明末遗民。“逃禅”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现象和时代风貌。陈寅恪在《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中指出，“明末永历之世，滇黔实当日之畿辅，而神州正朔之所在也，故值艰危扰攘之际，以边徼一隅之地，犹略能萃集域文化之精英者，盖由于此。及明社既屋，其地之学人端士，相率遁逃于禅，以全其志节。”5高奣映处于明朝遗风犹在、清廷刚刚建立的时期，也正是社会动荡、人心惶惶的乱世。文人、士大夫纷纷遁入空门，以求得身心的安稳。他们谈禅论道，吟诗作对，以笔墨为武器，追怀故国，痛斥清廷。因之一时之间，鸡足山高僧云集，大师辈出，成为西南地区丛林之首。

顺治十七年（1660年），十三岁的高奣映考中了秀才。康熙十二年（1673年），清廷正式批准他继承父亲高土同知之职。1高奣映深受祖辈及父亲的影响，对佛教信仰情有独钟。他也常捐修寺院、修桥补路。自父亲出家之后，他便常去昙华山看望父亲，住上数十日，所以那里留下了不少他亲自题写的石刻。高奣映还多次登鸡足山，参访高僧大德，同时对山上的自然景观和寺院建筑进行考察。

陈垣把高奣映归于“士大夫之禅悦”群体，在其小传中说，“父，明亡后为僧，奣映嗣，入清仍授世职，《滇南诗略》十六有奣映诗，其父为僧，其子亦受圣可玉印记”，还说，“圣可，破山嗣，然则奣映破山再传也”。5破山海明（1577-1666年）是蜀地高僧，西南地区禅宗领袖，高奣映既被看作破山后嗣所出，也就同破山一系有了严格的师承关系。

除此之外，高奣映还时常与佛教僧人交游，其中不乏奇才异士。比如有一位僧人，法名天伦，广东人，十五岁削发为僧，精通武术，跟随师傅走南闯北，后来在沐天波家担任武艺教习。到永历政权建立，他又投向永历，作永历帝的拳师，受到永历祖母太皇太后的优祀供养。永历失败以后，他流浪滇西，到了结璘山，受到高奣映的优待，以“师礼事之”。三年后天伦法师才圆寂，埋葬在结璘山，高奣映为他作塔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