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双桂堂得名的双桂法派素以“雄浑壮阔”著称，法子法孙分布四方，高举破山赤帜，广结佛门因缘，大振双桂道风，破山门下早已是“远近趋风”、“僧侣云臻”、“英灵泉涌，气吞诸方”，“法席之盛，得未曾有”的盛况。“曹溪水源，天童水本，双桂飘香，四海难隐”（《破山语录》），以六祖慧能为源头，以天童密云为根本，此时的双桂堂蜚声四海，名盖天下。这个地处川东僻远之地的寺院俨然是人们心中的圣地。

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一书中，对双桂法派的法子法孙在云南、贵州的弘法活动进行了详尽细致的考评，讴歌了破山众多门人“怀念故国”，抗节不仕”的民族气节和不屈不挠的创业精神。当时，“滇黔之僧多蜀籍”，而蜀籍之僧又多为破山的传人。例如所考评贵州的高僧121人，破山派以110人的绝对优势几乎囊括全省佛坛，其他门派或一二人，或三四人。实际上，整个西南佛法的复兴，则是受破山所推动。因此，双桂堂作为祖庭，其影响非同寻常。《中国禅宗通史》说：“明末清初，兴盛于江浙一带的禅学重新兴起，并波及贵州、云南等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川滇黔佛教的结构变化。开创这一局面的，始于圆悟的弟子破山海明。”

自古有“天下名山僧占多”的说法，大多数寺庙都远离市井，建造于高山之上，覆藏在密林之中，适合僧侣闭关习静，独自修炼。破山创建双桂堂是以“学业禅堂”的模式创办的集众聚学、广纳门徒的大禅院、大道场，其宗旨是“养育贤才，陶铸后学，继往开来”，指出佛学“得人则兴，失人则废”。双桂堂就是要集有志之士于一堂，“究性相之深诠，穷离文之妙旨，破目前之坚碍，消历劫之固执”，并“内外典籍，贯以贯通”，重视对通才的培育，最终使“佛教则焕然一新，王道亦不教而善”，复兴佛学，达到净化灵魂，影响社会以期天下稳定的目的。双桂高足满座，信从如云，在破山祖师的倡导和主持下，俨然是禅学交流中心和佛法传播基地。

双桂派青出于蓝，从规模到范围到社会影响都超过了天童派，以“雄浑壮阔”之势，几乎是国内汉传佛教最大的禅派，使西南佛教达到“历史的顶点”。之所以有如此的盛况，除破山外，其众多的弟子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他们代代相传，香火不断，分布四方，高僧辈出。其中，嗣法弟子丈雪通醉开法贵州遵义禹门寺，中兴成都昭觉寺；圣可德玉创建重庆华岩寺；燕居德申开法湖北楞严寺、贵州平越福泉山；莲月道正开法湖北随州玉泉寺；雪臂印峦开法盛京（今辽宁沈阳）圣恩寺；破浪海舟开法江西胜缘寺；灵隐印文开法贵州安顺紫竹院、云南集云寺；易庵印顺开法西南大兴善寺；四维普宽开法湖南衡山；淡竹行密重建成都草堂寺；啸宗印密中兴四川新都宝光寺。再传弟子慈笃海月重建成都文殊院；懒石觉聆中兴陕西汉中静明寺；月幢彻了开法云南昆明石宝禅院；云峨喜开法河南汝州风穴寺；赤松道领开法贵阳弘福寺。三传弟子琼目开法成都万福寺；大凡开法贵州思南太平寺；极乘开法云南安笼伏龙寺。

双桂法派不仅遍布西南佛门，而且播及大江南北，法派中人学养深厚者、佛法精纯者、道德崇高者、个性突出者比比皆是。双桂堂无异于高僧大德的摇篮，也无疑是清初禅宗“最后活跃”的中心。

《四川禅宗史概述》在结合历史的发展和佛教的复兴后总结说：“因双桂禅系的宏大，清初又较快地进入了承平，四川丛林于是有一番辉煌气象，时人称之为‘双桂堂宏法’。”又说：“双桂禅系传衍至今，构成了近现代四川及西南汉地佛教的主体。”

《中国禅宗通史》说：“（破山）海明的种种观点，不出江南禅宗的主流范围。他对于后来的影响，主要是将参禅与净土、经教、持戒四者在看话禅上的统一。所谓禅净教戒，直到近现代还相当流行。”它道出了破山开创双桂法派禅净双修、经教并行的特征，并援引时人的评论说：“西来一宗，自天童中兴，济上儿孙遍天下，可谓盛矣。然未如双桂之尤超于诸方也。”认为破山主持的双桂堂的盛况，大大超过了其他的门派。

双桂堂作为破山大师的道场和西南佛门的祖庭，在佛教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为众多的佛寺禅门确定了模式，树立了典范，培育了人才，形成了正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