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说：“禅宗虽是佛教的一个宗派，可是它对于中国哲学、文学、艺术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并指出禅宗的产生，标志着“在中国的佛学”已成为“中国的佛学”。它给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带来了鲜活的生机，形成了新的思维方式，建构了新的价值取向。就个体生命而言，禅宗的理论对人们调整心态，愉悦精神，观照人生，消解矛盾，从而随缘任运、顺其自然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双桂堂创建于明朝余风犹在，清朝政权刚刚建立的这样一个交替时期。世态的变迁，社会的动荡，思想的混乱使得这一时期成为历史上少有的乱世，尤其是面对异族统治的屈辱无力回天万般无奈之际，人生空幻遂为时代感伤，暮鼓晨钟更显佛祖魅力，文人士大夫纷纷遁入佛门，寻求寄生之地。他们谈禅论道，吟诗作赋，挥毫泼墨，又以此作为精神的避难所，或抒发情怀，或排遣忧愤，或直接将笔墨作“投枪”作“匕首”，追怀故国，痛斥清廷，一时之间高僧云集，大师辈出，将佛教推向了新的高潮。西南祖庭双桂堂正是在这种背景中迅速壮大起来的一个典型的佛门圣地。所以《中国禅宗通史》说：“清初川、黔、滇地区，是全国抗清力量最强，坚持时间最大的地区之一。（破山）海明禅系能在这里得到迅速的发展，显然与这种形势有关。”海明禅系即是以破山海明为祖师，以双桂堂为基地的双桂禅系。

双桂堂本身就是以“学业禅堂”的模式建立的十方丛林，“春去秋来，常为人间安禅之地；冬参夏学，永作天下集众之堂”，是“集众”进行参学的地方，用今天的话说，它是佛教的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况且双桂堂的主持者破山大师素以兼容并包和独辟蹊径著称，提倡自由的学术氛围和独特的个性相结合的方法，因此，双桂禅系的弟子大多为学养深厚的知识分子。又因为破山对诗文书法的高深造诣，影响所及，使得法子法孙们的笔歌墨舞，兼善读书者不乏其人。他们或借诗的形式说禅，或以禅的内容入诗，或记录身世，吟咏山川，赠答友人，追求言外之意与弦外之响，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表现禅意的空灵境界。他们的书法则以行草书体为主，借点划的飞沉涩放来“达其性情，形其哀乐”，自由地宣泄，自然地抒发，自在地挥洒，沿袭了两宋以来狂禅书风的特点，重在个性的张扬和性灵的表达。

清代的姚孟起在其《字学臆参》中认为，佛法与书法是相通的。佛教让人不执着于外相，而学古人的书法也应不停留其形态上，而要把握作者的心里。佛教讲“非有非无”的双谴，书法亦应“非法”，非法而又有法，故为“非非法”。历代，在书法上成就卓著的高僧很多，南朝的智永，唐代的怀素、亚栖、怀仁等等都是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大书法家。而以禅为底蕴的“尚意”的书风自宋代以来渗入中国书法，书法家们通过自己对禅的见、修，体现于作品之中，表露着自我的情感。禅宗的思想影响了中国书法家们固有的观点，解放了他们的创造力，他们不再拘泥固定的式样和传统，而开始凭借自我的性情而创作出带有自己真实心性的作品。双桂堂因受开山祖师破山的影响，擅长诗书画的僧人不乏其人，尤以祖师破山和第十代方丈竹禅最为著名。郭沫若先生50年代初曾游成都昭觉寺，赋诗道：

一别落城洲二年，今来昭觉学逃禅。

丈雪破山人已缈，几行遗墨见薪传。

丈雪是破山的大弟子，传法于成都昭觉寺，名震川黔，书法学破山，崇尚二王（王羲之、王献之）和明人书风。从诗中看出郭沫若对破山师徒的追慕之情和对他们书法遗墨的钦佩。对于破山的书法，当代书坛巨子启功先生在他著名的《论书百绝》中，高度地评价道：

憨山清后破山明，五百年来见几曾。

笔法晋唐元莫二，当机文董不如僧。

憨山是破山的师辈，为明代四大高僧之一，诗书都有很高的造诣。“笔法晋唐元莫二，当机文董不如僧”的诗句，既道出了破山取法晋唐的师承关系，又说明了他学前人却不囿于前人的为学精神，连同样是取法晋唐的大名盖世的文征明、董其昌，似乎并不比这位和尚高明。事实上，除主要取法于东晋的二王和唐代的怀素外，破山从苏东坡、赵孟頫及明代中叶以来活跃于江南的文征明、祝枝山、徐渭、董其昌等或多或少都有亿借鉴，取其精华，融会贯通。在经历了漫长的战乱之祸、民族之辱、佛门之空的遭遇后，复杂的生活方式和人生经历铸成了他复杂的性格，一种国破家亡的沉重和企盼民族振兴的欲望强烈地表现出来，夹杂着故国沦亡，无力回天的伤感情绪，滋养了他胸中的郁勃之气，转而为艺，形成了他书法风格的浑厚、苍茫和奔放。往往兴到落墨，不假思索，随心所欲，一任天然。

佛教的艺术表现在于作者出于自由境界而不是仅停留在实践技艺规律的掌握上，但又遵循佛教艺术的基本目的——接引众生，为众生服务。亦如儒家所说“从心所欲不逾矩”。主观目的与客观规律相协调、符合、一致，继而达到实现自身本有的境界。这种境界是充满快乐的，自利利他的，即——禅悦的一种体现。

继破山之后，竹禅是一个集书法、绘画、古琴等才艺于一身的，极富传奇色彩的禅僧。他云游天下，以四海为家，卖画行善，在清末画坛具有广泛的影响。

双桂堂是集聚僧众学习、研究、交流佛法的“学业禅堂”，佛经典籍和庙藏图书十分丰富，又曾经接受过雍正王朝御赐的卷帙浩繁的大藏经，因此，双桂堂藏书的价值也是很高的。为了传播佛教义理，双桂堂长时间大批量的刻印经书，其水平之高，带动了当时印刷业的发展。据史料记载，双桂堂是清代全国刻印经书的主要场所之一，在印刷史上有独特的意义。

佛教与诗歌的关系，一方面是僧人用诗的形式表达思想，构筑形象；另一方面是佛教、特别是禅宗通过对文人的影响，反映到创作中去，从而构成独特的文学景观。双桂堂自破山祖师以来，历代高僧及其门下弟子依自然任运、触处即真的悟道态度，留下的诗词饱含禅意、含蓄冲淡。而双桂堂的创立，对于清初高压政策和严酷统治之下的文人，犹如黑夜中的明灯，以其精神的广厦，安抚了千千万万游荡的灵魂。任运自然的心态为文人们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态度。在这种氛围下，他们创作了大量古谈幽闲、空灵通透、意境深邃的诗词作品。

总之，双桂堂成为了一个以佛学为基点的充满学术气氛和诗情画意的文化殿堂。